摩登都市

上海，自一九二○∼一九三○年代，已成為中國最高度發展的城市，甚至可和巴黎、倫敦等國外都市相比。這樣與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高度發展歸因於租界的存在。即使「租界」一開始象徵的是清代政府僵化思維而成的後果，但對上海的經濟、文化發展而言，租界的存在卻是決定性的因素。大量外國商品、外國人進入上海，除了實質的人事物，同樣帶入了西方思潮、文化等看不見的事物。新與舊、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衝擊讓上海提早轉型，成為中國最早的新興城市。

這樣的歷史背景讓上海產生了新的力量─兼容並蓄的包容力，不光是外來的西方文化，由於清末戰亂，不少民眾因逃難而來到上海，他們所帶來的江浙其及其他地區文化亦被上海所吸納。不同的審美品味、文化價值，讓上海的文化活力迸出火花。

居於上海的畫家們，可分為「老城廂時代」以及「摩登時代」。早幾代的畫家，雖然居於上海，但並未體驗到日益不同的「摩登時代」。電影明星、京戲名角、張愛玲……等在上海跑馬廳、百樂門等串起的不同過往的文化特色，如同上海畫報中身著旗袍、西式短髮的女性，依著大環境的「摩登」氛圍，在山水畫上亦呈現出與過去不同的審美情趣。

四王餘韻

即使自廿世紀初康有為、陳獨秀等抨擊「四王」的言論一開，似乎正統山水便開始勢微。但是綜觀至一九四九年前的山水作品，便可知「四王」並非完全消失。在北京，由於金城主張「師法宋元」，將師古的指標由四王拉回至「四王所學習的對象」；南方雖有吳昌碩、張大千、賀天健等以篆入畫或是師學四僧，但仍屬少數。賀天健便言：「四王的力量還如此大，我要吃飯，還是不能捨掉它。」

四王的風格能夠持續三百多年，自然有其優勢。一方面，它仍是具有與宋元山水一脈相承的氣象與格局，並能呈現與其相關的技法。但批評的聲浪仍是引發迴響，如陶冷月〈國畫之新的研究〉中，便提出批評：「近時研究國畫之徒，大都專是傳移模寫，為衰退之一大原因。」黃賓虹亦持贊同意見：「師石谷而不求石谷之所師，此清代畫學日衰之由也。」如此意欲上推「石谷之師」的想法，似乎與北方畫壇金城的主張有了共鳴。

另一方面，師學四僧亦對畫壇吹起新風。不少初學四王的畫家，後均藉由四僧的清新風格來「破」。當時畫壇亦湧現一些師四王、又師四僧的畫家。由現存的作品來看，的確也可看到這樣共存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