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潛─由名士而詩人

陶潛（365∼427）〈桃花源記〉中的文字描繪相當動人，一名漁夫於晉太元中（376∼396）於武陵誤入這個世外之地，受到當地人歡迎之後，返回現實，欲再去時則遍尋不著。陶潛，字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人，以清新自然的詩風著稱。出身於沒落的官宦世家，年輕時的他，受儒家教育影響，對於政治仍有一番理想抱負，詩句中自言：「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皆可看出年少時的豪情壯志。幾次出仕經驗，讓他感受到時局的黑暗，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任期最短的彭澤令，是他歷任以來官階最高一職，即使是困於生計才決定出仕，卻只做了八十多天，便深刻體會自己無法接受官場的逢迎文化，因此掛冠求去，不再出仕。

陶潛的詩風雖自然清新，但在他的時代並未受到重視，劉勰《文心雕龍》一書中甚至未曾提到他的名字。此一現象的說法，通常歸因於陶潛詩風不合於南北朝時華麗的駢辭儷句、精於雕刻的山水詩、或是談論幽冥的玄言詩。然而，在張輝誠的論文中提到陶潛形象的轉換：南北朝時留下的文獻可分作三類：傳記、短評、詩文模仿等，其中以傳記類為大宗。而由傳記資料可以發現，南北朝人比起強調陶潛詩文的特殊性，更為重視他的「名士氣息」。沈約（441∼513）《宋書•隱逸傳》中剪裁了陶潛的幾篇詩文：〈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與子儼等疏〉、〈命子〉等，結合於傳記中；又以其行為證，營造出陶潛的名士之風。文中所錄七件行事，著名的為彭澤令時不為五斗米折腰、與客喝酒時若先醉，則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以及他不肯復仕後，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是晉代年號；永初以來，僅題甲子。

沈約的紀錄影響後世甚大。其後蕭統（501∼531）〈陶淵明傳〉，大致承繼前者而來，刪去原引的陶淵明詩文，又於原本的七件行誼上增加四件。至此，陶淵明傳記的內容大致底定，後人史書如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李延壽《南史•隱逸傳》皆由上述二者而來。對於功名不顯、文學成就亦非主流的陶淵明，晉人將其冠上「名士」頭銜。牟宗三於《才性與玄理》一書中定義：「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更為詳細地說：「魏晉間之所謂名士，則非所謂某某家，而只是為名士。專為名士，而其人惟在顯一逸氣，而逸氣無所附麗，此即為名士人格。……所謂名士，非以立德而名，亦非立功立言而名。其為名，亦非明節之名。」張輝誠認為，在時代氛圍下，南北朝人將陶淵明定位於「名士」，實則高於文學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