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統治者鄙棄文藝、朱明王朝初期力捧浙派的二百年間，江南文人畫憑藉吳興、吳中的饒贄士商，出入蘇松嘉湖地區，將所承傳並發展的元畫傳統匯聚到了以蘇州為中心的吳中地區，形成了一股依託於民間勢力並日益壯大的江南文人畫傳統。儘管明初統治者重拾江南院畫傳統，江南文人畫傳統卻並未因此而被割斷，而是經長期蜇伏後，於蘇州經濟文化重振之時再度崛起，並一舉改變了皇家畫苑統轄藝壇的局面。隨著萬曆時禮部尚書董其昌南北宗論出，終形成了抑浙而揚吳，去宋而就元的局面。其後四王吳惲的推波助瀾，令江南文人畫非但幾乎一統畫苑，而且成為後來崇仰漢文化的清代統治者所奉行的藝術標準。

民間或者說非官方的文藝力量是如何令皇家趣味一步步淡出文藝領域，或者說究竟是何種力量推動了乾隆皇帝幾下江南，並用他江南園林的情結改造了傳統皇家林苑的建築審美風尚？我們在吳門畫派的發展過程中諒能找到答案。

需要說明的是，明以前中國的文藝中心幾乎無一例外地附屬於政治中心或謂都城，這不但是因為古代對藝術的贊助和扶持，幾無一例外地來自於教會和皇家，即連當時主要的經濟活動也幾為政治中心所壟斷，唐時的長安，五代的成都和金陵，以及南宋的臨安，莫不是集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功能於一身的超級都市，這是由集權政治的性質決定的。在明以前的那部政治中心與藝術中心相重疊的歷史上，由王朝的更替所引發藝術中心的變遷，並不鮮見。比如唐時的江南畫苑乃是東晉政治的遺存，金時的北方李郭、董巨、蘇米畫派乃是北宋傳統的延續，而元時的杭州則是南宋院體的遺留……，然而像明中期這樣一國之內同時並存著三個以上中心（指北京、蘇州與南京，南京在明末還是南明王朝的都城）的現象卻是以往的歷史上所罕見的，特別是蘇州，全然是依靠民間的力量而存在，更成為超越首都的首屈一指的藝術中心，這確屬史無前例。

我們曾經說過，中國文藝的發展史是一部由北而南的重心轉移史，即唐宋以前以黃河領域為中心，向宋元以後以長江領域為中心轉移的變遷史，東晉、南唐和南宋的三次文化大遷移分別成為這部歷史中最為重要的座標，其中東晉為後來江南文化的崛起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南宋則是南北文化差異發生根本轉化的轉捩點。在這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乃是南方自唐宋以還已然確立的重要經濟地位：元明清三代所以定都北方，皆出於戰略防禦的軍事目的，經濟文化的中心卻早已在江南確立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