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後，書法藝術風格在短短的數十年內將前代書學理論成果（帖學、碑學）充分汲取，開始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新運動。民初時期，中國書法發展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歷史面貌。作為遼、金、元、明、清代的帝都—北京，這裡除政治意味濃厚，還與上海、廣州等地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書畫銷售區域。於此同時，新的考古發現、古物陳列所的成立及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發生，使京城的學術氛圍變得異常濃厚，新舊思想並存相生。此外，北京還盤踞者一大批書壇英傑，他們打破了科舉時代的書體限制，其或擅碑版、或精帖學，有的則碑帖並舉，這一群體廣泛分布於政界、軍界、詩詞界、學術界、藝術界、戲曲界中，利用北京這一獨特的歷史人文環境和自身深厚的學養，以手中的如椽巨筆，帶動書法這一古老藝術創作形式的復甦，開啟民初時期京城書法發展的新紀元。

清代遺老
在京城的書法創作團體中，以滿清遺老的書法成就最為耀眼。他們以誓死效忠清王朝為信念，思想守舊，拒絕接受新事物，但在書法創作上卻沒有受到保守思想的桎梏，反而呈現出勃勃的生機。最令人稱奇的是，這一群在清末大多是具有新思想的人士，經歷過科舉制度的嚴格選拔，學識兼優，身歷要職，於碑學興起、帖學衰微之時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的書風亦新亦舊，有的標榜碑學，並成為新時代的碑學旗手，其中以康有為、羅振玉最具代表性。康有為本人既是清末碑學復興的靈魂人物，又是一流的碑派實踐拓荒者，他的書法將六朝摩崖碑刻盡收腕底，以行草筆意寫出，打造出獨具個人魅力的「康派」風格。身為甲骨文早期整理和研究者之一的羅振玉，他的學術成就舉世矚目，其本身又篤好書法，精通六書，碑學根基甚為扎實，故此，他以自身雄厚的書學基礎，將甲骨文這一最新發現考古資料加以衍化，以篆隸筆法復興了沉睡千年的甲骨文，其功績不遜於碑學前輩鄧石如。而傳統意義上的帖學也並沒有因科舉制度廢除而受到衝擊，反而湧現出一些堅決捍衛傳統的守舊人物，像皇族名家溥心畬、狀元出身的陸潤庠、劉春霖，帝師朱益藩等，他們依然標舉帖學書法，並將之視為書學之正派，成為帖學衰微期的重要支柱。溥心畬為清代皇室嫡系傳人，書法也遵從清代皇家書法之取向，他的行草書清新雋永，脈絡分明，是民初時期皇族書法之傳承者；出身吳門的同治狀元陸潤庠，其書法集帖學書法之大成，遵循著前代帖學書人的創作理念，為清末民初二王書風的重要傳人；末代狀元劉春霖，具有能書數千字小楷，一字不落的功夫，其聲名遠播京城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