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巢畫，又時得夢樓題識，故世尤重之」（馮金伯《墨香居畫識》）

京江畫派的崛起
趙啟斌在於京江畫派的研究中曾如此言述，京江畫派的成熟及高峰期確實成就於張崟，然就開創風氣而言，勢必將該畫派的開始時間向前推移，以潘恭壽、王文治等人的出現時間作為「京江畫派」崛起的時間點。一個畫派的形成，為其背後多個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京江地區早期並未以畫名盛，據《丹徒縣志》、近代何賓笙《潤州畫苑錄》所記，鎮江歷史上共有畫人二百九十餘人，清代至民國初年占了絕大多數，有二百四十五人。由數量統計，鎮江畫風可說是起於清代，且二百四十五人中，又有百人為康、雍、乾三代。清代盛世氣象對鎮江造成何種影響，使得畫人在此時輩出。

政治層面的影響或許可以歸因於康熙及乾隆的六次南巡，均駐紮於金山和焦山行宮。金山、焦山及北固山被稱為「京口三山」，為鎮江地區的名勝古蹟。乾隆第六次南巡，更命人將《四庫全書》另抄三份，其中一份更賜給金山寺文宗閣內，具有開放性，可供文人入閣查詢。兩位皇帝的六次南巡，皆從掦州過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登陸鎮江，在此留下的大量詩文、書畫等，無遺提高了鎮江地區的政治及文化地位。

周邊揚州畫派對於鎮江亦有影響，清中期的江南相繼產生了不少地方畫派，南京的金陵八家、婁東畫派、虞山畫派、常熟畫派……等，其中又以與鎮江地理位置最為接近的揚州畫派於京江畫派的影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