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大千的畫業歷程中，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九年這近十年的期間，是其畫風變革與精進大成的重要關鍵。當時整個中國正面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混亂局勢，即使正處於翻天覆地的巨變中，張大千對於藝術的追索與執著並未因此止步，反而以一種「超乎常人」的方式，完成了兩項壯舉：首先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共歷兩年八個月的「敦煌面壁」。然後是一九四五年後對清宮散佚國寶的傾力搜藏與臨摹，其中尤以五代南唐名蹟〈韓熙載夜宴圖〉、〈江隄晚景圖〉、〈瀟湘圖〉三作，對他的影響最為重大。這兩個重要的關鍵事件，全面性地開拓了張大千的繪畫視野，也在不同程度和層面上，成為他日後創作山水、人物、花鳥畫的重要養分，並奠定他晚年潑墨潑彩作品的結構基石。
張大千自述前往敦煌的契機，最早是受到葉恭綽的鼓勵，他在晚年為《葉遐庵先生書畫集》作序中回憶，葉公綽曾對言：「人物畫一脈，自吳道子、李公麟後已成絕響，仇實父失之軟媚、陳老蓮失之詭譎，有清三百年，更無一人焉」，力勸他放棄花卉山水，專攻人物，振此頹風。然早在此之前，張大千已在收藏與臨摹的過程中，察覺明清以降筆墨日趨軟弱纖細之弊，文人畫長年標舉的逸氣，反倒使作品失去了力量與色彩。因此，赴敦煌之前，他便已展開多種追慕唐人風格的繪畫嘗試，甚至藉由斷簡殘篇的唐本殘絹為師，極力想像盛唐時代的風華。
如一九四一年二月，張大千在成都所作的〈探幽圖〉，明顯可見山石結構被簡化為方折塊面，筆法近似弘仁的幾何形山石，復以大面積平塗青綠敷色，帶有平面裝飾之感。畫家雖試圖重現唐宋青綠山水「古意」，但整體畫風仍較為內斂，缺乏雄強氣勢，呈現明清的清冷孤高氣息。畢竟，當時藝術圈殘酷的窘況是「唐代真蹟」幾乎是斷層式的一片空白，即使張大千曾在北京過眼一些清宮舊藏，但真正被證明是唐人手筆的作品，不是寥寥無幾，就是秘藏難現。文物市場上的「唐畫」也多為明清畫家根據想像所繪。大千閱畫無數，深知這些作品缺乏唐人真貌，寧可不學也不可錯學，這也成為他非去敦煌不可的關鍵原因。
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位於甘肅省敦煌市東南廿五公里處鳴沙山東麓斷崖上，洞窟分布高低錯落，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始建於十六國前秦時期，壁畫和雕塑主要以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回鶻和元時期為主。保存了世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一九四○年九月中旬，四十一歲的張大千寄居於四川青城山，作〈蒼松圖〉並題記：「倭據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間關還蜀，來居青城……忽忽三年，頃將北出嘉峪，禮佛敦煌，寫此為別。庚辰八月將望，大千居士張爰」，可知此際他即將振裝攜眷前往敦煌。該年十月上旬，二哥張善孖為宣傳抗日積極奔走，特發電報要他趕赴重慶助力；然張大千認為敦煌之行歷時三月即可返蜀，故未赴約。一九四○年十月十七日，張大千帶著三夫人楊宛君、長子張心亮、次子張心智從成都出發，前往敦煌。並在途經廣元時逗留兩日，考察千佛岩，隨後計畫乘中央銀行安排的汽車赴蘭州。詎料此時竟收到重慶發來的急電，電報中告知張善孖已於十月廿日在重慶病故，張大千哀痛逾甚，旋即返渝奔喪。十一月底悼念活動結束，則返還成都。然而不幸的是，年僅十八歲的長子張心亮因患喉疾，於十二月一日病逝西安。
極短的時間遭逢兩次巨大創傷，一般人很可能擱置原本計畫或無期限延後，但張大千非但沒有放棄敦煌之行，反而更加堅定。正是因為哀慟並感覺生命之無常，他亟需一個如莫高窟一般與世隔絕的宗教淨地，讓他安放心力及療傷。加上其畢生對藝術本源的執念，使他在至親離世後，依然咬牙西行。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張大千攜家眷和行李乘坐歐亞航空公司航班由成都直飛蘭州。抵蘭後入住時任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魯大昌的嵩齡別墅，接受款待，並等待孫宗慰前來會合。張大千特為魯大昌作〈春山遠眺圖〉，畫上題款：「辛巳春日，寫李竹懶（李日華）句，似松嶺仁兄方家正之。大千張爰，時將西出嘉峪，展佛敦煌，信裝弄筆，愧未能工，幸諒幸諒」，既交代了作畫的時間、緣由，也流露出他即將遠赴敦煌的雄心。〈春山遠眺圖〉繪高士隔山觀水，全幅山石皴法和林木、苔點，仍主要以石谿的筆法為主，構圖則存在弘仁與張風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