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以恆(1826∼1891),字用柏(用伯),號大樽,別號戴溪亭長,別署鶴雛,室名醉蘇齋。雖由少許文獻記載可知他於當時畫壇上頗有名聲:「從學者甚眾,名重海外,日本、朝鮮均有執弟子禮者來見」,然現今對於他的理解卻少。以致於對一位畫家最為基本的生平資料,亦有兩種說法:一說他為戴熙次子,一說為戴煦之子。藉由梳理生平相對清楚的戴熙人際網絡後,目前較為傾向戴以恆應是戴煦之子,即戴熙侄。
如同討論戴以恆身世需由戴熙入手,討論戴以恆畫風時,亦先由戴熙開始。戴熙(1801∼1860),字醇士,嘉興人。由於地緣之故,嘉興一帶屬於廣義上的「吳門」,其繪畫傳統與戴進(錢塘人)相近,遠習沈周、文徵明一路的畫風,以及兼取惲南田的風格。戴熙早年習王翬,因而被歸為虞山派,但究學者文獻來看,亦有將他歸為婁東派者。如此以師承而非畫面風格為分類標準的做法,讓後人在觀看戴熙畫作時,無法將其風格與婁東、虞山聯想。在戴熙所著的《習苦齋畫絮》中曾言:「宋人重墨,元人重筆,畫得元人,益雅益秀,然而氣象微矣。吾思宋人。」戴熙習畫時由王原祁、王翬入手,而後重視寫生,表現杭州的山光水色。於《習苦齋畫絮》曾說「我與古人同為造化弟子」,重視寫生的態度為四王體系中少見。但戴熙的筆墨嚴謹,不離四王正統派的範疇,於道光年間與湯貽汾被合稱為「四王湯戴」,可見時人仍將他與正統派視作同宗。但若究其畫風,謹細間仍有戴熙自出機杼之處,後學者以戴氏家族者為多,除從子戴以恆,其子戴有恆、孫戴兆登、戴兆春等人於繪事上皆有出色的表現,形成「戴家樣」,於之後的海上畫壇風行一時。
戴以恆為戴熙兒子或侄子的問題,已有不少學者論述,現較為傾向為戴熙侄子一說。關於戴以恆早年的習畫師從不詳,據戴熙《習苦齋畫絮》中記:「從子用伯愛畫入骨,讀書之暇輒訪問六法。燈下偶論昔人使墨,便捉筆點擦,紙盡得十幀,書數語付之」,可知戴以恆自讀書時便已對鍾情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