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十九、廿世紀中國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西洋繪畫的強勢介入，不僅有諸多學子走出國門，或遠赴歐洲，或東渡扶桑，學習和研究西方繪畫的長處，即便是一些致力於傳統繪畫的畫家，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西洋繪畫的影響。而也正是西洋繪畫中對造型重視的觀點，對中國畫中獸畜一科的重新崛起產生了重要的推動力。本刊學術總監湯哲明曾在其《中國花鳥畫通鑒．東風桃李》一書中特地化筆墨論述了民國時期獸畜畫科的興盛狀況，「（獸畜）這一題材的日漸復興，如畫虎、獅、馬、鹿、兔，還包括金魚、鯉魚等，絕非僅僅限與海上畫壇，而是興起於舉國的範圍之中，並且日益趨於繁榮，至今影響依舊廣泛。傳統的獸畜一科，由於需要專門的造型能力，故在元代廢畫院後全面衰退，明清作為畫壇主流的文人畫家，只是偶一為之。至民國，在文人趣味衰退、平民趣味興起的大背景下，這一畫科，得到了數百年一遇的振發契機……類似的因素，轉化到花鳥畫的領域，便促使了飛禽動物題材的興起，非但虛谷、任伯年皆因此而享大名，並且這一特色一直傳延至建國以後，乃至當代。畫家往往以專擅一種動物名世，影響大者如張善孖畫虎、徐悲鴻畫馬、齊白石畫蝦、黃胄畫驢，名頭小者如熊松泉畫獅、曹克家、陳蓮濤畫貓等，不可勝數……在鳥獸動物畫中充分運用西畫寫生的技巧這一特色，在後來北方的黃胄、王雪濤，南方的胡也佛、吳野洲等畫家的作品中，都體現得極為充分。」而本文的主角——劉奎齡（1885∼1967）正是此一時期北方的一位重要花鳥動物畫家。

劉奎齡是天津人，為晚清天津巨富「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劉家」後裔。所謂「八大家」乃指當時天津的八個豪門巨富之家，即：韓、高、石、劉、黃、楊、穆、張，其中只有楊柳青石家和土城劉家在津郊，其他均在城裡。劉家敗落後，所謂「八大家」又有了新變化，其中高、石和劉家被擠出，增補了卞、王、華、李家，雖共有九家，但仍統稱「新八大家」。劉家祖籍浙江紹興，先遷至安徽廬江，次遷至河北靜海（今屬天津），最後遷至天津南郊的土城，距離天津舊城大約廿多華里，時間大約是在清乾隆年間。劉家初至土城時經營油坊和糧食，積累原始資金後擴大了經營範圍，逐漸成為天津巨富人家。但是劉氏家族富足之後並不棄鄉入城，依舊世代居住在土城，一直過著「戴月荷鋤歸」、「雞鳴桑樹顛」的淳樸生活，這對劉奎齡的生活和藝術均產生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