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銓（1682∼約1760），字衡之、衡齋，號南蘋、南評，為清代中期頗有成就的花鳥畫家。他並沒有留下任何篇章文字，關於其文獻記載亦相對較少，其中又充斥著抵牾錯訛。關於其籍貫，一般簡介基本都寫作「吳興（今湖州），一作德清人」，其實具體所在地並不難考定。他傳世的畫作有白文印章「家住苕南餘不溪」，苕南是廣義的地域概念，即浙江北部的東苕溪南段地區。明郭子章《郡縣釋名》載：「邑東有餘不溪，其水清澈，餘則不，故曰餘不。邑臨是溪，因名德清」，可知德清縣的得名即來源於這條河。《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云：「餘不溪為今德清縣北東苕溪河段」，故可知沈銓是德清人。嘉慶《德清縣續志》、民國《德清縣誌》亦有記載，其為德清縣新市鎮人。後者又引用《新市鎮志》云：「侄天驤，最得銓法。惜年不永，故傳世甚稀」，所以沈銓是浙江德清人無疑，今新市古鎮亦建有「沈銓故居」。德清縣舊屬吳興府，所以沈銓不少畫作款書「吳興沈銓」。
沈銓少時家貧，曾隨父沈心齋學過紮紙花手藝。十二、十三歲時，隨父販絲綢至平湖，每過胡湄畫室，見其揮灑，從旁諦觀不能去，父遂讓他拜師學畫。張庚《國朝畫徵錄》載胡湄是康熙時花鳥名家，宗法宋人，當時與吳江山水畫家王巘的畫作均可質押於當鋪，而當鋪恐物主贖回。可見胡氏當時在浙北一帶有較高的社會聲譽。從其傳世畫作看，如〈柳塘集禽圖〉（旅順博物館藏）、〈鸚鵡戲蝶圖〉看，他祖述的是明代林良、呂紀的宮廷畫風，山石則更近戴進。浙江地區是明代院體畫的主要傳承地，有著地域性接受群體，胡氏的畫風選擇自在情理之中。沈銓廿歲左右便專事繪藝，寫生功夫深厚，成為一名職業花鳥畫家。
據沈銓友人黃行健〈贈沈南蘋並序〉載，時日本國王喜寫生，設館招致畫士。沈銓的〈百馬圖〉由商賈帶入日本，國王見到後大悅，遂以厚幣禮聘其赴日。至於沈銓赴日時間文獻記載不一，黃行健此序中記為雍正七年（1729），留日三載而歸。周積寅、近藤秀實合著的《沈銓研究》則綜合日本文獻《長崎實錄大成》、《唐船進港回棹錄》所載，認為沈銓抵日本長崎的確切時間為享保十六年（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初三日，乘坐卅七號南京船進港，正船主陳朗亭，副船主高友聞；歸國時間為享保十八年（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十八日，亦乘坐卅七號南京船，實際在日本的時間不滿兩年。此說往來時間、船次與相關人物十分明確，似更為可信。沈銓在日本長崎主掌過畫院，畫風頗受歡迎，形成「南蘋畫派」。
沈銓歸國後主在揚州賣畫為生，實際境遇並不像學界普遍認為的那樣聲譽大振。其友人商盤在《質園詩集》卷十二〈沈南藤畫花鳥歌並序〉中已有明確敘述，沈銓雖然在日本備受禮遇，也在乾隆七年（1742），寫〈花蕊夫人宮詞意〉進貢大內，乃至朝鮮國也曾求其畫作，但「丹青中土無人知」，並感歎道：「從來絕藝難用為，壯夫烈士增悲痛」。然而沈銓並不為此憂懷，而是「澹然榮利忘恩仇」。
沈銓在中土的境遇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他是職業畫師出身，畫風又是黃筌、呂紀院體一路，在當時以文人畫為主調的畫壇中，雖然與沈德潛、商盤、袁枚、高鳳翰等這樣的文士有所交往，但畢竟為數很少，交誼深厚者尤鮮，很難被這一群體廣泛接受。即使在日本，持南宗畫思想的鑑藏、評論家也認為他的格調不高。這也是為何其相關文獻記載較少的重要原因。在與正統派對峙的另外一極—鹽商贊助下的揚州畫壇，沈銓的畫風無疑是守舊的，也不易得到鹽商們的支持。他之所以選擇揚州而沒有回到浙江，或許是出於揚州興旺的繪畫市場，其實揚州與其師胡湄所處的浙北環境大有不同。他的出路只有像徐玫、袁江、金廷標等來自江南的畫師一樣進入宮廷。沈銓或許早已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有赴日之舉。上述他曾寫〈花蕊夫人宮詞意〉進貢大內，商盤並未說明箇中緣由，許多學者認為是奉旨，恐是想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