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活躍於廿世紀前中期的畫家，汪亞塵或許對於現代人並非是屬於聲名顯赫的名手，但實則其創作頗富自家風貌，時人更將汪亞塵的金魚與徐悲鴻的馬、齊白石的蝦相提並論，而有三絕之稱。另一方面，由於該時代背景下的環境所限，以藝術領域為職志者的畫家能有機會出國深造已屬不易，如汪亞塵一般能先後分別赴日、留洋學習者更為罕見，這亦造就其極為淵博的視野。汪亞塵曾於民國初年之際，與烏始光、劉海粟、丁悚等人創辦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圖畫美術院），同陳抱一、沈泊塵組織東方畫會，不僅具體投身於藝術教育多年，又積極組織各單位的畫會、展覽等活動。尤為難得的是，相較於其他畫家，汪亞塵尚在各報刊與出版物留下頗為豐富的撰述，內容囊括美學、歷史、理論、教育或是發展趨勢等藝術領域的各個層面，這些資料反映著汪亞塵對於藝術的觀點，值得關注此階段畫史者所留心。本文將擇取汪亞塵著作中對於繪畫思考與藝術教育的部分要點，對此略為簡介。
學貫中西的汪亞塵，在繪畫思考的文章撰寫上，涉及的領域頗為寬廣，除去較為概論性質的美術起源與藝術的創作論、傳統論、批評論以外，亦著眼於審美、鑑別等議題。如在考察比利時、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地的稿件中，便分就該地博物館進行介紹，且重視海外館藏中國藝術文物的特色。如在〈友人之約去英國倫敦〉中，談及國立畫堂（National Galery）、太帝美術館（Tate Galery）、皇家美術學院（Royal Academy）與大百列顛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等單位機構與繪畫展件之外（此處中英名稱皆從出版原文所示），更在見到大百列顛博物館所藏傳晉代顧愷之〈女史司箴圖〉時，分就保存狀況、畫絹質地、朱膘色澤以及題字墨色等諸點作鑑定和斷代的分析。從一系列涵蓋中外美術歷史、理論或者綜合比較的文章中，足見其學識上的淵博。另一方面，在具體看待繪畫的思考上，汪亞塵在多篇談述藝術的文章中常云及「自然」、「人格」、「表現」等詞彙。此處藉由這三個分別指涉到客體、主體與風格的關鍵用語，結合其著作內容略加一談。
「自然」一詞，常見於汪亞塵論藝的內文，又如其〈繪畫與自然〉、〈自然與國畫〉、〈自然與情感〉、〈自然與心狀〉、〈氣韻與自然〉等多篇稿件的標題，皆可顯示出此詞彙在其藝術思想中的占比。
依本文所見文獻，汪亞塵使用「自然」一詞多數指涉的是自然環境的存在客體。其藉此引題而欲聚焦之處，在於創作者要如何從自然中獲得靈感泉源，因此其反對單純臨摹、拒絕過度技巧主義，而認為「欲發揮自己之心靈，當宜以寫生入手」。就其眼中，優良的藝術實應與自然界交涉，不僅服從自然，更需感受自然、超越自然。
如以〈繪畫與自然〉一文為例，汪亞塵所談及的「自然」指涉到藝術家對於自然界的感受，從而能使之表現出物體的生命力。創作者雖係從中挖掘，但絕非屬於攝影器材等「在沒有生命的機械上」「所現出的自然」。對於汪亞塵而論，相機雖有對於美的調和，卻缺乏具有真實生命的畫家所具有的「智感」。因此對於「自然」，汪亞塵從視覺藝術的創作者角度指出，「不必問及甚麼事實，只要依看見的或感覺著的做他的根據……只要注意那色彩，明暗，空氣等的關係就是」。從諸篇涉及此議題的文章中，可窺知汪亞塵所撰稿件雖不乏討論作為客體實物存在的自然，但亦強調創作者主體的感受，因此如〈知識非製作的依賴〉便稱要避免限於精緻的極端寫真主義、避免拘泥於形狀和構圖的「知識」製作。
此外，「自然」一詞，其實早見於中國古代繪畫文獻內的品級區判，如唐代《歷代名畫記》已云及：「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可見「自然」在中國畫論傳統的源流與等別。曾經撰文談述謝赫、宗炳、梁元帝、王微、顧愷之與姚最等早期畫論思想的汪亞塵，對於古代藝術文獻明顯已具一定掌握度，雖然其多次講述的「自然」未必與之契合，但此詞彙在汪亞塵對於中西繪畫系統兩者之間的脈絡與聯結，或許頗為值得再進一步的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