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清以來，經過康熙和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社會日趨穩定，經濟繁榮發展，清朝統治也在乾隆年間進入到了鼎盛時期，文化活動亦蓬勃開展起來。乾隆皇帝作為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其自身的文化和藝術素養對清代中期甚至整個清朝的藝術審美走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單就清代中期的繪畫藝術發展來說，一是重用西洋畫家，將西洋的寫實畫風融入中國繪畫；二是詞臣畫家人數的壯大和詞臣畫之興盛，這兩點成為清代中期畫壇有別於畫史上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最大特點。
詞臣指文學侍從之臣，從唐代便已出現，唐朝以中書舍人為皇帝的機要秘書和首席幕僚，乃詞臣之首。康熙皇帝令張英、高士奇值廬南書房，隨侍左右，乃清代詞臣之肇始。而「詞臣畫家」此一群體的明確定位，在學界至今仍存在爭議：一種認為詞臣畫家首先是詞臣，繪畫只是取悅皇帝的一種手段，透過與帝王互相詩詞唱和、切磋畫藝，藉以拉進自己與聖上的關係，成為心腹近臣；而另一種則認為詞臣畫家的身分仍然是畫家，只是其為文官出身有更高的文學素養，繪畫作品的格調和氣韻更高，可以滿足皇帝更高的審美需求。筆者更傾向於詞臣畫家也屬於宮廷畫家的說法，正是這種雙重身分的不同，使得詞臣畫在畫題、審美趨向的雷同上，卻有多樣化的表現手法。董邦達作為乾隆時期最重要的詞臣山水畫家，其繪畫的風格也同樣具備了多種不同的面貌。
董邦達，字孚存，又字非聞，號東山，浙江富陽人。康熙卅五年（1696）生，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乾隆卅四年（1769）病逝，諡「文恪」。董邦達作為詞臣畫家的代表，其繪畫風格也必然受到該種身分的影響，筆者就以幾幅作品進行對比，分析其繪畫風格的不同表現。
董邦達作為一個高產的畫家，一生所繪作品無數。僅《石渠寶笈》中就收錄了其二七四件作品。筆者將其大致分為兩大類、四小類。
兩大類是「臣」字款作品和非「臣」字款作品，其中「臣」字款作品又分為奉敕之作和與皇帝唱和之作，非「臣」字款作品又分為交流之作和自娛之作。這四類作品不論是題材還是筆墨，都呈現出了明顯不同的風格特徵，筆者將通過幾件作品分別加以分析和對比，來歸納其作品的不同點與相同點，從而相對完整的還原董邦達的藝術全貌。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發現明代顧從義舊藏的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和北宋李公麟〈瀟湘臥遊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等四幅繪畫名卷在內府重聚一堂，而這四卷被晚明著名書畫鑑賞家董其昌認為是顧氏所藏繪畫中最佳的四件。特在宮中靜怡軒仿「三希堂」置「四美具」，令董邦達繪製了〈四美具圖頁〉（圖一，現藏天津博物館）和〈四美具合幅圖〉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志此事。圖頁與圖軸在構圖上有所不同，有研究者認為此圖頁或為〈四美具合幅圖〉軸的母本。圖頁的右上方有乾隆皇帝的長題，記述繪製此圖的緣起，表達了其欣喜的心情。
〈四美具圖頁〉和〈四美具合幅圖〉軸是典型的奉敕之作，皇帝賜下命題，詞臣要依題而作，從圖頁和圖軸之間的區別來看，皇帝對於母本樣稿還要進行修改，然後再由詞臣來完成成品。這類作品的最大特點就是嚴謹精細，從內容展現構圖設計到筆墨運用，都是畫家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產物。但在精美之中，卻少了一點靈動之感。不過，對比畫院畫家來說，雖同是奉敕之作，詞臣畫家在作品立意和人文內涵上要更勝一籌，這也是詞臣畫家與畫院職業畫家最大的區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