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杜（1763〜1844），初名榆，字叔美，號松壺、壺公、卍居士。齋號松壺小隱、青峰草堂，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幼工詩，宗岑參、韋應物。善書畫，山水、人物、花卉兼能，尤以山水著稱。其山水主要取法吳門，學習文徵明工細一路畫風，旁參趙令穰、王蒙等宋元諸家筆意，筆觸細膩，意境幽深。錢杜出身仕宦，其父錢琦為乾隆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河南道御史、江蘇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江西布政使、福建布政使。錢琦善詩詞吟詠，與詩人、散文家袁枚等文士交往密切。因錢琦屢次升遷，錢杜少時即隨父從宦百里，騎象百蠻。此時正值錢家鼎盛時期，錢杜《松壺畫憶》序中自言：「余少時居南湖上。門無雜賓，齋中收藏甚富，暇則恣意探討，日與古人晤對，興到下筆，頗不為時習所染」。錢琦下世後，錢杜得蔭生，赴雲南候補府經歷，官至主事。錢杜生性閑曠，瀟灑拔俗，生平屢致千金，以致避債絕域。中年後落魄浪遊，足跡幾遍天下。在遊歷中，得以結識吳杜村、畢瀧、汪遲雲、劉大觀、陸時化等書畫鑑藏家，並觀摩諸家所藏古代書畫真跡。《松壺畫憶》下卷主要記錄錢杜平生所見名家真跡，雖有未及深考出現紕漏之處，但仍可見錢杜經眼書畫數量之多，品質之精：「黃鶴山樵〈長夏山居〉巨幀，吳杜村所藏……目中睹山樵畫為第一」、「在維陽吳杜村處見《石田翁仿古冊》四十頁……故尤覺神完氣足耳」、「畢澗飛家藏衡翁〈秋園話月圖〉小幀……上自題三律，逸品中之至上乘也」、「汪遲雲出吳興〈鵲華秋色〉長卷共賞」。對所見書畫真跡的反覆觀摩、鑑賞、臨寫深刻影響著錢杜的藝術創作，促使其書畫實踐達到了較高水準。
錢杜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此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時期，清廷對文藝思想的控制愈加嚴苛。乾隆皇帝對書畫藝術的癡迷，促使經典書畫集中於宮廷，對多數畫家觀摩、臨習古代真跡設置了壁壘。此時的畫家大多陷入陳腐封閉的文藝氛圍中，藝術想像力貧乏，風格趨於溫和、保守。山水畫領域由虞山派和婁東派主導，他們醉心「摹古」，抱有深刻的門戶之見，師法對象單一，繪畫程式化越來越嚴重。一批集中於江南城市的畫家對此時畫壇狀況有比較深刻的自覺意識，錢杜即為其中佼佼者。錢杜對繪畫風格、畫壇風氣等有其完整的理解和把握。此時董其昌作為備受推崇的書畫家，其提出的南北宗論已經被普遍接受。但是，錢杜並未亦步亦趨地追隨董其昌，談及董其昌的繪畫，他既有肯定亦有否定：「予不喜董香光畫，以其有筆而無丘壑，又少含蓄之趣。其蒼潤縱逸，實自北苑、大癡醞釀而出，未可忽也」、「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為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余謂元明以來，善變者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錢杜在繼承文人畫核心精神的同時，也客觀地指出被劃歸北宗的馬遠、夏圭繪畫的可取之處：「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然丘壑結構，一自精警，不妨採取用之」。同時，錢杜還關注一些在當時少人問津的畫家，比如趙原、徐賁等，並對徐賁的繪畫讚賞有加：「徐幼文風神俊逸，意態超遠，在四家之外，能別具規格，不為繩矩所縛，真卓然自立者」。這些觀點，在當時「人人一峰，家家大癡」的時代極為難得。在錢杜的畫論中曾多次提及沈周、文徵明、唐寅、文伯仁、文嘉等吳門畫家作品，從詳細的畫面描述和分析評論可知其對吳門繪畫藝術之認可：「秋桑老屋圖，僅尺幅，衡翁晚年快心之作也。純以篆籀法寫之，老桑輪囷屈曲，屋中一叟憑几讀書，桑下靈石瘦削，土牆斜繞，秋草滿徑，望之真仲蔚廬也。此種筆墨，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焚香再拜觀之」。正是基於對美術史上諸位畫家風格的熟稔和對畫壇狀況的自覺意識，錢杜確定了自己的藝術創作道路，即通過師法吳門，跳脫「四王」的藩籬，另辟門徑。在明清藝術史上，多次重要的變革皆是通過復歸傳統，找尋新的元素加以闡發用以改變當下藝術時風而實現。錢杜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就是復歸傳統，在傳統中找尋自己喜愛的繪畫格調，加以變化生發，逐漸建立自己的藝術風格。面對畫家群體性的創作困境，錢杜選擇了與「四王」畫風截然不同的師法路徑，即重新關注吳門畫派的繪畫旨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