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先在《中麓畫品》中提出「畫有四病」，分別是：僵、枯、濁、弱，並以近代畫家為例證。其中作為院體花鳥畫代表人物的邊文進占滿四病，而師從者呂紀也足足占了三病。感歎李開先的評價犀利之餘，不免思考為何當初聲勢烜赫的院體花鳥畫會淪落至此？時風的扭轉變化，關係著文人士大夫評價藝術的標準，也會直接影響畫家「審時度勢」，使得畫風與時風關係緊密。歷經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院體花鳥畫大師呂紀，其藝術作品不僅見證了生前畫風的演變，身後也詮釋著新時風下人們審美趣味與價值觀念的改變，成為替代史官翰墨文稿的歷史記錄者。
呂紀（約1439∼1505），字廷振，號樂愚，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和諸多明代宮廷畫家一樣，與之有關的生平事蹟，記載簡略且重複，光緒三年刊本《新修鄞縣誌》是當中記錄呂紀較為詳細的文獻。呂紀在弘治年間入京，待詔武英殿，因山水、花鳥、人物皆能而深受孝宗喜愛，升至錦衣衛指揮。呂紀藝術最傑出之處當為翎毛花鳥，受時風的影響，直追兩宋，具有法度，兼工帶寫，被奉為明代院體花鳥畫典範。因明孝宗治國勤勉，寬厚仁慈，臣子們也敢於規諫。呂紀花鳥畫的獨特之處便是「多立意進規」，後人記載他為人端正、謹禮信義，可見其作品之高深立意及精細雅正，與處事性格相互聯繫。
儘管明代正德以後的文人花鳥畫愈發興盛，但以呂紀為代表的院體花鳥畫始終占據畫壇一席之地，在市場上流通的明代院體花鳥畫更成為民間畫家學習宋畫的範本，從傳承與技法來說，呂紀的花鳥畫作用十分凸顯，後人以此為根基，力求更高古、寫實的繪畫。
今人對呂紀藝術之認識，主要集中於燦爛恢弘的工筆花鳥畫。但從現存呂紀的作品中，可見其風格是有階段性變化的。按照整體風格劃分，呂紀作品大致可分為粗細兩種風格，在此基礎上又有工、寫、兼工帶寫的三個主要演變階段。
呂紀所在的鄞縣與宋代藝術緊密相連─一是宋朝南遷至浙江一帶，以杭州為行政中心，當地因此有諸多南宋遺留下來的宮廷畫家，精工細麗一脈的繪畫得以相傳下來；二是寧波在當時為中日交流的重要港口，明朝的中日來往主要歸功於兩國僧侶之間的溝通，日僧對宋畫癡迷至今，十分喜愛當時的浙派繪畫，認為其與宋畫風格相近，為推動文化交流，當地的藝術還是以宋畫傳統形式為主。生活在此地的呂紀便深受該時風影響，繪畫以工致細膩的南宋院體風格為主。
呂紀入宮前，邊文進早已憑藉色彩濃豔、筆法工細的院體畫風成為最負盛名的花鳥畫家，故其「初學邊景昭花鳥」，如邊文進〈花鳥圖〉與呂紀〈百鳥三友圖〉十分相像，竹草雙勾敷色，樹石皴染，百鳥形態各異，生氣奕奕。只是呂紀這幅的花朵與禽鳥面部都以白色填補，沒有邊文進處理得自然典雅，應是其較早臨習之作。呂紀在當地憑此風格作品小有成就，得到同鄉官員袁忠徹賞識，認為他的花鳥出於邊文進之上，並館於家中。袁忠徹喜好藝術，家藏珍玩，呂紀在此得以臨仿唐宋元以來名畫，延拓眼界，這也是其在入宮前能人物、山水、花鳥皆擅的重要原因。
呂紀於弘治年間入宮，當時以林良為代表的繪畫風格仍盛行宮廷。林良作品在富貴輝煌的宮廷花鳥畫中別開生面，作畫喜好用墨，酣暢淋漓；運筆如草書，簡明遒勁、恣意揮毫；在他的筆端，山中老鷹、湖邊蘆雁、樹石文禽都能成為描繪對象。林良獨闢蹊徑的荒率寫意風格，影響了整個宮廷花鳥畫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