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大批來自江、浙區域的「以硯田為生者」湧入上海，其中以嘉興籍的畫家最為突出，如朱熊（1801∼1864）、張熊（1803∼1886）、周閑（1820∼1875）、朱夢廬（1826∼1900）、蒲華（1832∼1911）、楊伯潤（1837∼1911）、吳滔（1840∼1895）、巢勳（1852∼1917）等人。另外，不在藝術家行列，卻與上海藝人聯繫緊密的嘉籍文人有張鳴珂（1829∼1908）、陳鴻誥（1824∼1884）、沈景修（1835∼1889）等。這些藝術家是上海畫壇形成的第一推手，奠定了海上畫家作品的基本風格、格調，也為後期「海派」畫家的生存法則、行銷模式提供了借鑑。
當今學者多熱衷於任伯年（1840∼1895）、吳昌碩（1844∼1922）等這類赫赫有名的海派大家，似乎不屑於關注那些曾與當時「大家」比肩甚至名聲勝於他們的「中堅力量」，如胡公壽（1823∼1886）、楊伯潤、陳允升（1820∼1883）等。回顧歷史，這批「中堅」反而被那些「大家」所推崇，且譽滿海內外。
「庚辛之間，賊陷江、浙。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而滬上繁華，遠逾昔日。諸名士避地至此，來作寓公」（王韜《瀛壖雜誌》）。就在這背景下，楊伯潤避亂來滬，鬻畫養母，尤以山水稱於畫壇，黃式權在《淞南夢影錄》中曾將之與胡公壽並列。楊伯潤作畫之餘，又擅寫詩，交遊廣泛，常相唱和。同時，他積極參加滬上的各種雅集，常在《申報》等媒介平臺發表與友人的唱和詩作，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上海指南》中刊登潤格，又出任詩社、畫會職務等。楊伯潤一面是畫著秀潤山水、寫著清靈詩歌的文人；一面是為生活所迫而善於運作的大老。這是海派畫家的共同特點，他們既保留著對中國古老傳統的留戀與延續，又不得不及時吸收和改造來自西方的新鮮元素，將之熔於一爐，以形成符合十九世紀上海市民審美的藝術面貌。
關於楊伯潤的生年，一般定在一八三七年，即道光十七年（丁酉）。這點沒有異議，因為可以查證的資料很多，而他的自用白文印「丁酉南湖」則是最直接的佐證物件。楊伯潤的《南湖草堂詩集》中有多首寫他生辰的詩，其中同治己巳（1869）作的〈生朝述懷〉就載明了他出生的年、月、日。詩中寫到：「忽過年華三十三，百無成處對花慚（生朝前花朝七日）」。花朝日當為二月十五日，前七日即二月初八日。故，楊伯潤生於一八三七年三月一四日。
楊伯潤，名璐、玉路，又名佩夫，一作佩甫、佩父、珮父，字伯潤，一作百順，以字行。他一生所用過的別號甚多，有南湖、茶禪、南湖外史、茶禪居士、茶禪老人、江東布衣、南湖老漁、湖西月隱等。齋號有雙松草堂、南湖草堂、語石齋、且住庵、城東草堂、花隱廬等。他在廿六歲之前，一直居住在嘉興南湖東岸小鹽倉橋北。一八六二年，楊伯潤寓鐵沙聞寇警，「徒行至滬，買舟遷避」，舉家自鐵沙渡海入滬，始寓滬上，住在上海浦東一帶，一八七二年，移至上海新北門口。
一八八○年，以詩畫聞名的楊伯潤博得微官，作《解嘲》詩云：「偶得微官君莫笑，書生作計未全非。私心欲博親心喜，試著宮袍當彩衣」。《上海縣續志》稱他「以縣丞官蘇」即是此事，在蘇州期間，他與吳昌碩、顧文彬（1811∼1889）等人來往。直至一九一一年，楊伯潤以七十五歲高齡逝世，他在上海度過了近五十年的時光，見證了這個地方的崛起與封建王朝的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