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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海派發展及王禮作品賞析

文∣李思潔 圖/攝影∣本刊資料室

現今學界對於上海於十九世紀所形成的獨特藝術環境,多半將主因歸於一八四三年上海開埠。但學者薛永年卻認為,「海派的正式形成,是在上海開埠以後,即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它的醞釀卻早於四○年代。一些稍前來滬的畫家經歷了開埠前後的變化,為海派在四○年代以後的迅速形成準備了條件」。薛永年所稱一些「稍前來滬」的畫家,其背景多半是居蘇州或是嘉興籍,如江蘇人蔣寶齡在上海舉辦了小蓬萊雅集,但此時他們僅將此地當作閒暇避暑的休憩之地。然而,隨後的太平天國之亂,戰火遍及大清半壁江山,金陵、吳地遭難,此時上海已成立租界,在戰亂之時,成為江浙仕紳們避禍首選,出現「江浙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而滬上繁華遠逾昔日」的特殊局勢。
大批仕紳流向局勢穩定的上海,為其造就了獨一無二的經濟繁榮。原先有江南文化圈有著領頭地位的吳地、嘉興畫家,則被上海的經濟優勢所吸引,來此地鬻畫維生,「各省書畫家以技鳴滬上者不下百餘人」(黃式權《淞南夢影錄》),因而形成「海上畫派」。以時間為軸線來看海上畫派,道光廿四年∼咸豐十年(18401860)可是海上畫派的萌芽期;而後至光緒十年(1884)為海上畫派的發展期;光緒十一年(1885)至宣統三年(1911)則是海上畫派的全盛時期。民國之後由於政治環境變,新的經濟環境與市場勢力皆與晚清不同,因此應視作兩個區塊討論。而本文要介紹的畫家王禮,便是處在萌芽期至發展期間,重要的海上畫派畫家。
王禮(1813∼1879)較不為今人所知,相關的研究極少,但他影響了之後為人所熟知的朱偁(1826∼1900)、任伯年(1840∼1895)等花鳥大家。現今學界的研究重點往往置於與他友好的海派前輩張熊(1803∼1886),以及之後的朱、任身上。對於王禮,僅有早期文獻如楊逸《海上墨林》(成書於1919)、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成書於1923)以及申報等資料中得知些許有關這位畫家的記述。但於李鑄晉的《中國現代畫史》中謂:「王禮是『海派』早期的第二位先驅(第一位是張熊)……任伯年便是受到王禮這種結構大膽、粗筆奔放的畫風影響,而成為『海派』之先聲」。由李鑄晉之言可知,王禮可以被視為海派先驅之一。而由一些當時的文字資料,同樣顯示出當時畫壇對於他的高度評價。然而,由於畫作、文獻稀缺,讓現今大眾對顧於這位畫家的認識甚罕。近年來,僅學者萬新華曾以王禮的《花鳥草蟲瓜果魚介圖冊》作文賞析。
王禮,譜名秉禮,字戴傳,一字秋言,別號甚多,較為知名者為秋道人、白蕉研主、蝸寄生等,齋室名為延秋款冬之室,江蘇吳江盛澤人(今屬蘇州)。王禮生於盛澤望族,為江蘇吳江人,世居該鎮東匯敦仁里,家境富裕,曾捐職從六品「理問」官銜。王氏先祖王楠,著有《話雨樓碑帖目錄地理索引》,為乾隆時收藏名家,家居話雨樓,庋藏金石書畫甚多,一時名滿江南。吳昌碩曾臨摹《石鼓文》碑帖,便是出自話雨樓舊藏。在王氏家譜中,記述王禮「太學生,以畫名」。

 
  全文請見《大觀》108年01月號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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