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廿三年（1843），上海開埠通商，隨著中外貿易活絡頻繁，此地漸形成商業繁榮的近代化大城市。咸豐十年（1860）年五月，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租界與夷館所提供的政治庇護，吸引當時江南十四省的官員、富商與知識份子紛紛遷居滬上，他們帶來大量財富與文化資源，各種新興行業崛起的同時，挾藝赴滬的書畫名家與當地的富商大賈、士宦鄉紳群體，形成文化市場中的「供」與「需」，進一步推動書畫作品的商品化，甚至出現專擅某科的名家品牌。
光緒二年（1876）葛其龍《滬瀆雜記》載：「上海為商賈之區，畸人墨客，往往萃集於此，書畫家來遊求教者，每苦戶限欲折，不得不收潤筆。其最著者，畫家如吳鞠潭（淦）、湯壎（經常）；畫家如張子祥（熊）、胡公壽（遠）、楊伯潤（璐）、朱夢廬（偁）諸君，潤筆皆有仿帖」，其中胡公壽、楊伯潤以山水畫著稱。胡公壽（1823∼1886）出身松江詩書世家，在當時上海影響力極大，有「經濟之才」美譽，可說是當時的藝林盟主，聲望頗高。楊伯潤則是主攻山水、兼作花卉，他也是上海豫園書畫會發起人之一。從畫史資料與報章期刊的證據來看，楊伯潤的山水畫足以代表當時上海山水畫壇的最高水準。賀天健《學畫山水過程自述》曾記廿世紀初上海山水畫壇：「我十六歲……這時候上海畫風還沒有被他（石濤）影響，依舊是任伯年、吳秋農（穀祥）、楊伯潤三位的風氣占上勢，小四王、後四王的勢力為山水畫中心的力量」。有趣的是，楊、吳兩人為同籍，當時嘉興北大街綴雲閣箋扇莊主邵敬之與吳穀祥雖為親家，但自家店鋪卻更推崇楊伯潤的字畫，認為他是「南宗」正派，反映出當時嘉興書畫市場仍對於思翁筆法、四王路線的追捧與青睞。
楊伯潤（1837∼1911），名璐、玉路，又名佩夫，一作佩甫，字伯潤，號茶禪，別署南湖外史，浙江嘉興人。室名南湖草堂、語石齋。浙江嘉興人。自幼成長於書香門第，父親楊韻（小鐵）是著名「鴛水聯吟社」的發起人之一，住處「南湖水榭」，富文采，亦工書畫，家藏名蹟甚多。與嘉興名人戴熙、張熊、張文虎、李善蘭等皆有交情。伯潤幼承家學，臨古不輟，早年即以詩畫成名。廿六歲（1862）為避禍舉家流寓滬上，筆耕鬻畫，奉養老母。對於早年經歷，楊伯潤在自著《南湖草堂詩集》敘明：「伯潤束髮受書輒以多病廢學，獨於吟事若有夙悟」，他和其父一樣，未有功名，且對父親甚為孺慕，不僅延續「南湖」之名，赴滬後也與同鄉好友蒲華（1832∼1911）合組「鴛湖畫社」，以示不忘家風。
有清一代山水畫壇長期籠罩「四王」畫風下，畫史所錄山水畫家亦不入婁東，便屬虞山。嘉興在地理位置上介於杭州及蘇州之間，經明代項氏收藏所確立的鑑賞品味及深刻影響，地域畫風除了四王風格之外，還受到吳門畫派的滋養生發與董其昌「南北宗論」的浸淫。楊伯潤自幼從父遊於文人書畫圈，加上家藏名蹟，對宋元畫史早有領略。他〈懷人詩二十二章•俞少甫〉中便曾談到自己山水筆法的理解：「大癡長麻皴，其法宗董源。煙客（王時敏）得其骨，思翁（董其昌）得其神」。據學者殷志遠〈楊伯潤年表〉考證，楊伯潤於十四歲（1850）時「始隨父親學畫，並師從沈焯」。《南湖草堂詩集》也有〈懷人詩•吳江沈焯〉一首：「奇境時從腕底開，水邊山外起樓臺。醉心惟有先生筆，何日程門立雪來？」流露對沈師畫技的欽慕之情。沈焯（活動於清道光至光緒年間），原名雒，字竹賓，又號墨壺外史，江蘇吳江人，初作花卉，後以山水為主。山水畫風有二：一由奚岡而上溯至董其昌者，墨韻淋漓卻筆力勁拔，胡公壽、楊伯潤皆事之。另一種則是文、唐風格。沈焯曾在董其昌筆拙藏鋒、墨韻柔潤的基礎上，加上尖峭稜折、疾速出鋒的輪廓線條及點皴，這一路畫風雖因不為「吳人所喜」而後不多作，卻被楊伯潤、胡公壽所承繼並發揚光大，成為日後海上畫壇山水畫的主要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