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國夏商周三代的物質文化，青銅器可謂標誌性的代表，既展現科技文明與工藝美術的發達，亦反映宗教信仰與社會制度的特徵。當中又屬禮器為最，成為該領域研究的顯學，論者常引《左傳》所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強調青銅器在祭祖、軍禮等典儀中所彰顯的權力，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祀與戎」中的「戎」，如今常直接引申為兵戎戰爭的意涵。此雖非文本脈絡原意，卻可見軍事要務對於國家實居首位。就青銅器研究中，兵器過往未如禮器般得到學界的熱烈探析，但作為需適應各地環境及文化的實用性器具，兵器實較禮器更能呈現區域文化間的特質、比較與互動。國立故宮博物院是次策劃古代兵器的展覽，將青銅兵器置於核心，藉由「開刃─有刃器的發展」、「展現鋒芒」、「淬鍊純青」和「歷久彌堅」四單元，循序由青銅兵器的溯源至發展之進程，以實物呈現、文字說明、復原展示、互動設計等方式並陳，為大眾介紹古代兵器的入門攻略。
在正式進入展覽前，院方特闢「古代兵器這麼看」作為序幕，藉著商代〈銅戈〉實物與清乾隆《笵金作則•周匕首》圖像的對照為例，透過對周匕首「似劍而身短，劉向說苑尺八短劍頭似匕，故名匕首」的記載，見到清代對此器物的認識。但從其難以持拿的扁平狀「手柄」形制而論，研究者指出其實應視為戈的「內」部。由於如今所見出土物常僅殘存刃體，因此在觀看具體展件或文獻記載時更應詳實比對、分析實際器用為何，方能確保資訊解讀的精準度。
「開刃─有刃器的發展」單元，可見到青銅兵器發展以前較為原始狀態的玉石類器物樣態，其各種製作方式與材質，顯現出兵器進展的過程與不同使用維度的面向。石斧此類器具在該階段尤為重要，兼具採伐、耕作、狩獵與搏鬥的功用，是史前遺址墓葬中數量最多的石質工具。展件中有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石斧〉，雖是史前時代的產物，但其稜角與刃面的處理已頗為精緻。隨著時序演進，在對斧類器物的實用性需求和製作改良下，從直接裝柄轉變為挖洞繩縛，並逐漸輕薄化且加闊刃面，以求達到更好的使用效果。
斧頭在《改變歷史的五○種武器》一書中置於所有武器首位，並稱其為「第一柄在人屬動物（homo）之間廣泛流傳的武器，它的外型與發展過程與人類演化緊密相連。對人類而言，它所帶來的影響可能超過本書提到的任何一種武器」，可見其歷史意義不容小覷。從文字學角度，兵器的「兵」字，在甲骨文便是雙手持斧的形象。展覽除〈石斧〉外，尚有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有段石錛〉，兩者皆為須另置握柄的史前時代常用工具類型。石錛被認為由石斧衍生而來，差別在於前者為偏鋒刃，以刨刮為主；後者為中鋒刃，以劈砍為主。
除去近身搏鬥所使用的斧，如新石器時代太湖地區的〈有鋌石鏃〉此類遠距離射擊的弓矢類器物亦在展覽之列，可連同其他單元中的〈玉鏃〉、〈三翼銎式鏃〉、〈錐狀有鋌鏃〉、〈錐狀鐵鋌鏃〉以及〈銅弓形器〉、〈乳丁紋弓形器〉並列而觀。鏃為箭矢前端的利刃處，為擊傷目標物的重要結構，墓葬考古中不乏死者骸骨曾受箭鏃所射殺的跡象。石鏃形制由扁體三角形轉向圓錐銳鋒的改變，反映出射擊兵器對於深刺效果的追求。
在良渚文化中除去石質用器以外，尚有玉製用品，且製作精良，多為儀仗用具，從展件〈玉鉞〉、〈神祖面紋玉鑿〉、〈玉鉞瑁〉、〈玉戚〉可略窺一斑。古籍中將「鉞」釋為「王斧」，頗現其崇高地位，時至今日，仍可常於諸如《三國演義》等歷史文獻和小說中看到「節鉞」，代表著象徵軍事權力與威信的符節與斧鉞，西周〈虢季子白盤〉銘文「賜用戉（鉞），用征蠻方」的記載，亦可作為呼應。另一方面，於史書「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和「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的敘述來看，鉞尚具戰爭與行刑上的實用功能。在歷史的遞嬗演變中，鉞越趨與王權象徵緊密相關，冕服中十二章紋中「黼」便是斧鉞般的圖像，足見古籍視鉞為「王斧」的觀點有其根據。從「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等文獻記載可知，戚在古代祭天祈雨的舞雩儀式時作為舞具之用。即便單由造型上而論，兩側雕琢扉牙的〈玉戚〉，裝飾意味濃厚，不難想像與儀式的高度相關性。
相較於石質器具，青銅媒材的延展性明顯更為優越，因此在兵器製作上逐漸取而代之。「展現鋒芒」單元聚焦於商代至西周時期，將此階段視為青銅兵器發展的奠定期，並引用《尚書•牧誓》中周武王誓師時所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指出戈、干、矛已是當時士兵的常見裝備，並結合戈、戟、斧、刀、劍等實物展陳。
青銅兵器在商代時逐漸有種類轉向齊全、製作精良且普遍實際用於軍隊裝備的現象。早期青銅兵器可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特別是當中的青銅戈被視為有別於其他文明且最具華夏民族特色的重要形制，從考古挖掘報告中，戈亦是商代出土最為常見的青銅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