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華文明比作一幅緩緩展開的萬古長卷，那麼詩與畫即是這卷軸上最靈動、最絢麗的兩抹亮色。它們並非涇渭分明的兩岸，而是同一條文化江河中相互映照、彼此激蕩的流波。詩筆勾勒意象，畫筆暈染情思，千載而下，共同摹寫著中華民族對山川的眷戀、對生命的叩問及對精神家園的永恆追尋。「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唐人王維這首小詩道破了中國藝術中一個至為精妙的境界—詩畫之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共生關係。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王維詩中的「色」與「聲」、「在」與「驚」，不只是眼前風景，更是詩心與畫意相遇迸發出的靈光。此次「詩畫中國—中國繪畫的詩意之境」就是對這永恆靈光的溯源與表露，展覽自《詩經》的質樸吟唱啟程，漫遊於陶淵明的悠然南山、大唐的雄渾詩篇與宋人的理趣深意，直至文人畫中詩、書、畫、印的完美融合。
詩是無聲畫，畫是有形詩。從《詩經•周頌》的廟堂清音，至《豳風》的民間吟唱，筆墨承千載文脈，將「雅頌」化入丹青。〈七月〉農桑有序，南山積翠、九如祥雲，寓江山永壽、日月長輝。詩情畫意交融處，可見先民對天地生命的虔敬頌歌，在絹素間永恆回蕩。
〈周頌清廟之什圖〉傳為高宗趙構書寫、馬和之補圖。南宋高、孝二宗時期，為宣教儒家經典，兩位帝王親自書寫《詩經》，並命士大夫畫家馬和之繪製了一系列毛詩圖卷。馬和之（生卒年未詳），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馬和之擅長畫人物山水，筆畫如蘭葉，從唐吳道子用筆脫化而來，有「小吳生」之譽。此卷依《詩經•周頌》之〈清廟〉至〈思文〉十首詩的詩意而作，共畫十段。十首詩為周初宗廟祭祀的樂歌，圍繞「尊祖敬天、頌德祈福」展開。〈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祭祀文王，頌其德合天命、開創基業；〈烈文〉誡勉諸侯效仿先王，共護周室；〈天作〉詠岐山之靈，關聯大王、文王創業之地；〈昊天有成命〉頌成王承天命、修德治國；〈我將〉為武王祭祀上天與文王，表伐紂安邦之志；〈時邁〉記武王巡守、告祭山川先祖；〈執競〉頌先王功業，祈國運綿長；〈思文〉頌后稷教民稼穡，感上天降福。十首詩語言質穆典雅，無繁複藻飾，體現了周代「敬天法祖」的禮制思想，也反映出中國早期詩歌「言約意豐」的文學傳統。馬和之的圖畫與十篇詩文相配合，右書左圖，各幅相間。這種形式不僅在視覺上圖文並茂，更在內容上實現了詩與畫的相互補充和詮釋。馬和之繪畫的用筆起伏明顯，線條粗細變化豐富，被稱之為「蘭葉描」或「柳葉描」。這種線條在描繪人物衣紋時能夠營造出風舞飛揚的視覺效果，賦予畫面動感和韻律，是繼唐代吳道子「吳帶當風」之後的又一生動筆法。馬和之畫面的設色也較為輕淡，務去華藻，體現了宋代文人畫的審美追求。這種清淡的設色與這件畫作周頌祭祀主題的莊重肅穆高度契合，不失堂皇的同時，也襯托出祭祀的莊嚴氛圍，將詩的意境與畫的氣韻融匯一體，盡顯高古清雅的蘊意。
〈七月〉是《國風》中最長、最宏大的農事詩，全詩八章，以月令為序，記載了周代早期農業生產和日常風俗，是敘事抒情詩的傑出作品，同時具有顯著的教化勸誡寓意，因此該題材被歷代畫家反覆繪製。此卷先圖後文，分段繪製詩文內容。如第一段畫面中描繪了田疇縱橫如織，農人耘耕田間，或整飭田畝、或負具穿行。柳蔭下農夫整治農具，亭畔婦孺聚於案側備食，屋舍旁稚童繞階嬉戲，將農忙裡的勞作節奏與生活氣息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二段畫面中柳絲垂拂春水，坡岸與橋邊聚著勞作的女子，或蹲身擷取桑葉，或挎籃往來渡橋，衣袂輕揚。幼童隨於側畔嬉戲，林麓間草木初榮，描繪出「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的勞作景象，將《豳風》裡「春日載陽」的鄉土日常融於清雅林水間，盡顯平和生機。既見耕織之勤，亦含家室溫馨，正是《豳風》所詠的圖像寫照。圖卷中人物描繪精細，山石樹木、農田水溪等自然景物刻畫得細緻精審，設色濃麗，但筆法較為匠氣，人物面貌如出一轍，具有明清之際「蘇州片」的典型面貌。卷末邊緣題有「賜金魚袋畫院待詔王振鵬造」偽款及「孤雲處士」朱文偽印，是「蘇州片」偽託前代名家的典型落款方式。此卷雖是偽作，但畫工細膩，內容與《豳風•七月》圖文相得益彰，是研究古代《豳風》題材繪畫的有益補充，可說是一件難得的「偽好物」。
〈南山積翠圖〉左上題識「壬子長夏，寫南山積翠圖」。由畫題可知此圖為王時敏作於清康熙十一年（1672）。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又號西廬老人等，江蘇太倉人。以蔭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清初「四王」之首，工詩善書，精於繪畫，少時曾得董其昌、陳繼儒的親授，受以筆墨為中心的正統派思想影響，刻意師古，對清初山水畫的影響巨大。〈南山積翠圖〉繪煙靄縈回疊嶂層巒、長松嘉木秀潤蒼然的景致。一道飛瀑自巖壑間奔瀉，山間曲徑蜿蜒連通草亭幽閣。近景松枝勾勒細勁如篆，遠景叢樹橫筆點染，墨色蓊鬱欲滴。溪橋隱現於嵐氣中，尤得空靈杳渺之韻。其筆墨設色與元代黃公望〈天池石壁圖〉一脈相承。〈南山積翠圖〉畫面中營造出宛如仙境般的南山之景，寓意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