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喜於清宮收藏的陶瓷、書畫、玉器……等各式文物上題詠，應是文博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趣談」；然而針對乾隆御製詩作系統性研究，將御製詩視為一種乾隆的御覽記號，梳理出其陶瓷鑑賞觀的學者，或許首推二○○二年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館長Stacey Pierson（畢宗陶）根據大衛德基金會（PDF，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陶瓷收藏所作的研究，與二○○三年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教授謝明良於《故宮學術季刊》所發表的〈乾隆陶瓷鑑賞觀〉一文。至於將文獻堆中的研究具體化為展覽以面向大眾，近期由臺北故宮器物處副處長余佩瑾所策畫的「得佳趣─乾隆的陶瓷品味」特展，可說是檢視帝王與藝術品之間連動關係，展現特殊史觀的一次藝術饗宴。

御製詩可否代表乾隆鑑賞觀？
目前全世界收藏乾隆御製詩陶瓷的單位，北京故宮有廿三件；現在歸到大英博物館的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約收藏卅件；臺北故宮有九十件，因此本次特展展件完全無須外求，余佩瑾認為，這也是臺北故宮在典藏特色上不同於北京故宮、瀋陽故宮或南京博物院的優勢。

乾隆一生約共有四萬多首御製詩傳世，其中包括近二百首題詠陶瓷的御製詩。關於這些御製詩是否能代表乾隆皇帝鑑賞記號的問題，可分為兩個層次探討：一是認為詩是乾隆自己寫的；二是即使如過去研究認為由詞臣代筆，但在其詩文集〈初集詩小序〉或實物〈瓷脩身理性琴〉中也可以找到乾隆降旨刻詩，或承認其部分詩作由詞臣代筆作法的文字，故御製詩的呈示，確實可等同於乾隆對於陶瓷的御覽記號。

傳世所見刻有御製詩的瓷器，其紀年款識多出於乾隆卅五年（一七七○）以後，對照《活計檔》記事，此段時期正是乾隆大舉整頓清宮收藏的年代，因此在藏品上鐫刻帶有乾隆個人觀點的詩文，甚至部分觀點與祖父康熙的訓誨不同時，也代表著乾隆對於清宮典藏之文化內涵的重塑。他甚至曾經致贈御筆書畫給來訪的葡萄牙大使，並言「你看見這個東西，就記著我」，由此可知，乾隆也將在文物上刻題御製詩的舉動，視為一種宣揚皇帝形象或宣達政治理念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