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此一地名直至元代以後才漸見於史冊。在中國近現代商業與文化的進程中，上海可說是見證歷史的一個重要舞臺。道光廿三年（1843），上海因《南京條約》正式開埠，列強各國紛紛在此建立租界，憑藉地理優勢和西來文化的直接影響，新興的工作與商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各地的人口至此謀生，形成更加百花齊放的文化與社會樣貌。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之亂危及東南，官紳商賈爭相往租界避難，一時「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而滬上繁華，遠逾昔日」，此亦成為上海發展的另一大契機。此時英美租界的總人口數從兩萬增加到三萬人，至（1862）已有五十萬人居聚在該區域的紀錄。大量人口遷入上海租界區，雖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但因此流入豐沛的財富與人力卻是不爭的事實。活絡的經濟也刺激了藝術娛樂的發展。
目前，「海派─石允文教授收藏書畫精品展」已於大觀藝術空間揭幕。而素來為人所熟悉的任氏一系，及其對海上畫壇的影響等，早在二○二○年春季「四任─石允文教授收藏書畫精品展」中，已給予詳盡地說明與定位。今次「海派」一展，則聚焦於當時滬上畫壇的真實情況，以及對於「海派」明確的定義與分野，其中更包含畫家之間的交遊和評價。透過考證畫蹟年代、創作地點及題跋給予的線索，摒棄過往人云亦云、段落照抄的論述模式，從多件第一手真蹟中，將「海派」真正的樣貌、畫史未及之處，一一揭露開來。其中亦包含畫家之間交遊、師承關係，如周閑和蒲華同為浙江嘉興人，彼此交往密切，學習周閑風格者除了蒲華之外，如任熊、趙之謙、吳昌碩亦受其影響甚深。是展也將釐清如任熊、趙之謙、吳昌碩名家是否屬於「海派」範疇的議題。
在中國近現代繪畫史的研究領域中，十九世紀晚期至廿世紀初期上海藝壇的發展與實況，一直是重要的研究核心。作為當時畫壇三大重心（嶺南、津京、海派）之一，長久以來學界對於畫家生平、藝術結社、市場行情等，提出不少見解。
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課題便是：誰才是真正的海派畫家？
究其因果在於當時顯名滬上的名家能手，多半並非上海本籍人士，而是旅居、寄寓在此，長期鬻畫海上，得以謀生並展露頭角者。其中又以來自吳、浙兩地的畫家最多，形成早期海派畫壇的兩大勢力。光緒卅四年（1908），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明言：「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直接揭露海上繪畫之起源。
據民國八年（1919）楊逸編寫的《海上墨林》統計，當時在滬活動的畫家就有數百人，其中重要者如周閑、胡公壽、楊伯潤、王禮、朱偁、吳穀祥等，但相對於任頤、蒲華在近代擁有較多的研究，這些畫家多半中僅被片語零星地提及，甚至有些人之生平經歷和藝事脈絡還處於記述不詳的階段。
晚清至民初期間，上海這個近代工商業氣氛濃厚的十里洋場中，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書畫家。雖流派不同、風格各異，但其共通點便是需極力展現長才，在競爭激烈的滬上順利謀生。結社與人脈自然也成為畫家推薦自己的一大環節，「雅尚既同，類聚斯廣」。追溯上海本地的藝文結社，最早如乾嘉時代的「平遠山房書畫會」，後又有成立於道光十九年（1839）由蔣寶齡出面主持的「小蓬萊書畫會」，相較於之後海派畫家藝術市場化的考量，此時的書畫結社仍屬文人風雅吟詠的聚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