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的命名往往透露出其形象和特色。有關「香港」一名的來源雖眾說紛紜，最後都不離「氛香港口」的含意。自宋代始，香港已盛產莞香樹，從嘉慶《新安縣志》〈輿地略．物產〉中「香樹，邑內多植之。東路出於瀝源、沙螺灣等處為佳」一句可見，這些香樹主要產自今天的沙田及大嶼山西岸一帶，進而運銷海內外。故此，「香港」的名字本身就是其海事基因之體現。
由香港海事博物館策劃及主辦的「帆檣匯港─世貿千年」展覽，從兩個視點切入，一方面探討香港歷史與海事的關係，另一方面突顯香港與華南、東亞以至世界各地的跨地域交流。展覽由「海洋傳統的孕育」、「海貿與文化交匯」、「遠洋探索與接觸」、「環球一體與互動」和「飛躍世界大舞臺」五部分組成，展品選自香港海事博物館、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珠海博物館，以及香港多位藏家共二百多件珍藏。隨時序發展，將香港逾六千年的海事故事交織到全球視野中，並展望未來。
香港位處東亞大陸前沿，面向南海，同時擁有眾多島嶼，自古就是亞太陸地與海洋的文化交匯點。珠江口的原住民「靠海吃海」，歲月流連於各海峽港灣之間，具備深植其中的海洋特質。從史前香港的考古發現中，能見到長江流域的彩陶和白陶文化傳播、先民富漁獵採集特色的生活用具、大澳棚屋的杆欄式建築傳統、南島族群傳承至今的樹皮布工藝等。無論是經河流和沿岸南傳的中華文明，抑或遠涉重洋與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的接觸，「水」將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匯集香港，塑造香港悠久多元的歷史文化。
自公元前二世紀開始，東亞大陸漸趨一統的潮流亦刺激著香港的物質文化與族群間的海上交往。鹽作為當時重要的交易與徵稅媒介，漢代中國積極在華南徙民及屯兵，亦與嶺南海濱的鹽產區能為王朝帶來可觀財政收益有著直接關係。
漢代官方積極展開對外聯繫，受航海技術所限，只能開發出沿岸和逐島航行路線，仍遠達印度東岸和斯里蘭卡。《漢書．地理志》記載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廣州作為貿易都會，印度、波斯，乃至羅馬、埃及的商品，如各式舶來的珍稀金銀玉石珠飾，也輾轉在珠江口地區流通。
除官方開拓的海洋網絡外，嶺南古越族群的對外交往同樣伸展至印太海域。兩廣地區出土的粵式銅鼓，反映了東漢、六朝年間西遷的古越人，與雲南古滇族及東南亞各族群的接觸，並將他們標誌性的銅鼓文化吸收其中，形成越人風格的北流型大鼓，本次承蒙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借展的銅鼓即屬此類。上層階級鑄造銅鼓這種大型擺設，用以彰顯身份和權力，從壯、苗、瑤諸族流傳的銅鼓傳說及鼓身紋飾和雕塑中，亦可見銅鼓的信仰和禮儀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以雲南晉寧石寨山遺址為代表，古滇族西漢墓葬中出土各式由銅鼓改製而成的貯貝器。直至十九世紀以前，印度、孟加拉地區一直盛行以馬爾代夫所產螺貝為通貨的貿易制度，遠至東非的奴隸貿易中亦能見到這些貝幣的蹤跡。身為國之重器的銅鼓，出現由樂器到儲存貝殼的功能演變，反映貝殼從孟加拉灣傳入緬甸與中國滇桂地區，備受當地族群所珍視，亦反映他們與印度洋沿岸的貿易聯繫。
公元二至六世紀期間開拓的貿易網絡，雖然確立了東亞、印太地區與波斯灣之間的聯繫，但仍屬間接和輾轉的交往，各海域未出現明顯的一體化。七世紀起，唐與阿拉伯帝國分別成為領導東亞和西亞的兩股力量，並實現航海技術的進步。西至波斯灣，東至日本的商旅、使節、僧侶，因著對異國風物和文化的渴求，均乘季風向同一方向進發，商隊在港口逗留等待轉季同時，進行繁忙的交易，促使季風帶之間興起不同港口都市，如中國東南沿海的市舶港口、三佛齊王國控制下的馬六甲等。各港市的外國人居留地，如大食商人在廣州和泉州的蕃坊、日本博多港的唐坊、黃海沿岸的新羅坊、波斯商人在東南亞實行的沙班達爾制度等，成為異地文化交流的接合點，構成七至十四世紀海上交流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