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於十月六日開幕的「鎮院國寶—范寬•郭熙•李唐」特展，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自「精彩一○○國寶總動員特展」後，睽違十年難得再次將鎮院三大國寶合體展出。消息甫曝光即受到藝壇極度關注，本次很榮幸邀請到臺北故宮書畫文獻處何炎泉科長針對展覽接受專訪，於正式開幕前預先進行介紹，本文亦盼透過其引導之下，揭示觀展過程中可供思索的不同面向，具體瞭解此次特展的幕後歷程，方便讀者按圖索驥深度挖掘國寶的價值。
「鎮院國寶」特展揀擇從宋代延續到民國近千年間共計十二件作品，但選取朝代數量各自不同，略去三件國寶本身不計，則以定為明清兩代畫作的六件最多。何炎泉解釋此次選件目的，主要希望透過作品的展陳，藉此讓觀者體會到范寬、郭熙、李唐及其名作對後世的影響。有鑑於宋元兩代時間過於緊密，或許單以元代畫風仿效之作尚不足以彰顯其迴響，因此多以明清兩代之作呈現，甚者納入民國時期溥心畬的〈古道斜陽〉，藉此品窺范寬、郭熙、李唐三人成為畫史典範的意義所在。
據何炎泉表示，就目前可見的作品觀察，後世模仿李唐的畫作數量最為豐富，特別是於明代浙派影響下更有推波助瀾的跡象；以雲頭皴與蟹爪枝為特色的郭熙一脈，亦為後世多所倣摹。相對於此，以范寬為範的畫風作品，則為相對少數。故此次展覽藉由較為平均的方式作為安排，有助觀者更為寬廣地瞭解個別畫家如何繼承並運用相關風格進行創作的軌跡。
以展件中的清唐岱〈倣范寬山水〉為例，若仔細留意臺北故宮藏品即會發覺唐岱至少有四件倣效范寬畫風作品。雖然中國傳統畫家臨倣古代經典之作並不罕見，但對院方而言，仍傾向將摹寫筆法呈現高忠實性作品列於優先展出的順位，該作遂因此雀屏入選。
而畫作的陳設擺置亦為要事，其與展示空間、作品尺幅緊密相關。何炎泉即透露在「鎮院國寶」布展時，雖然毫無疑問會將二○二室的大玻璃櫥窗展區獨闢予三張國寶，但在具體規劃上內部便曾討論再三。按照傳統作法，通常是傾向以時代作為排列。但由於該展區非採明確單一行進的動線，遊客並不一定會依序參觀，因此最終拍板決定採取以中為尊的展示方式，將范寬〈谿山行旅〉置於中間，並以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為側進行配置。這種作法，在顧及參觀動線外，更考量到作品陳列的視覺感受，避免將尺幅最小的〈早春圖〉置於主位而導致視覺上產生比重不均與傾斜的違和感。
回歸到〈谿山行旅〉、〈早春圖〉、〈萬壑松風〉本身，除去當中的筆墨趣味外，何炎泉也在此次專訪過程中概略廓述過往學界的討論議題：范寬畫風與地景面貌的視覺經驗形塑攸關，郭熙作品常被聯繫到與神宗、道教、文人等相關的寬廣面向，李唐描繪的對象則被指出可能即為徽宗時代的艮嶽。雖然三件作品無論於畫史或技法上皆極具代表性與辨識性，但何炎泉亦指出，能成為名列青史的優秀畫家自應有更為多元的面向，不應為這些既定印象所局限，如果先入為主將此類代表畫風等同於畫家的全部，反倒可能成為預設的邏輯謬誤。
往昔關於三件作品中最廣為人知且引以為談的逸聞，莫過於臺北故宮前副院長李霖燦於畫作右下角樹叢間發現「范寬」簽名的報導。當然，箇中的真實性已有論者提出異見，此公案至今自然已無法稽考。但就何炎泉的角度而論，認為此幅畫歷經長時間的遞藏和觀覽，且董其昌又如此肯定題寫為「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圖」，古代未必便真正從未發現「范寬」署款。
精擅於書法史的何炎泉，在介紹作品的同時，更是強調當中署款的重要性。題寫姓名除去直接指涉創作者為何人之外，署名的書體與位置亦應是關注的焦點。綜觀三件作品而論，皆以隸書行之，此當視為時代精神的風格或是畫院畫家的慣性所致，都值得再深入挖掘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