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守正—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清代帖學書法特展」是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以下簡稱「重博」）二○二三年代表性原創展之一，展覽精選館藏清代帖學書法作品七十八件（套），同時輔以館藏清拓《三希堂法帖》等近十件（套）公私刻帖拓本進行展出，旨在表達清代帖學書法承接晉唐以來的帖學傳統，賡續經典法脈，尚中和、重雅致的書學追求，以及總體追求平和婉麗的書藝風尚。本文試以展覽的「敘事架構」為切入主軸，介紹其表達理念與重點展品。
書法史角度的「帖學」，是指宋元以來形成的崇尚二王系統及所屬唐宋諸大家書風的書法史觀、審美理論，和從晉唐以來名家墨蹟、法帖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其概念與「碑學」相對應。帖學盛行於兩宋，直至清代中期，帖學在書壇上始終占據著正統的主流地位。經過整理，重博藏清代書法墨蹟中劉墉、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永瑆（成親王）、鐵保等帖學書法名家的作品，為此次代表性原創展的展品甄選與具體實施提供了實物支撐。
展覽以「平和守正」為主題。一是基於清代帖學書法總體呈現出來的平和婉麗、雅規溫潤、雍容合度的審美追求與生命格調。二是清代帖學書法承接二王系統法脈，不斷強化帖學正統意識，堅守唐宋以來的帖學純正書風與藝術主張，使傳統帖學書法走向新境界，加之公私刻帖之風規模宏大，晉唐以降諸家經典得到前所未有的整理與傳播，即使清末碑派書法大行其道，帖學書法仍以強大的生命力而綿延不斷。三是充分考慮與此前策劃完成的清代碑學書法特展「新風高致」主題形成呼應關係，從審美意識與取法傳統兩個層面，更好的去闡釋和理解中國書法流派之間內在發展中「守正創新」的生命精神與審美品格。
展覽的內容單元設計為「晚明餘緒•崇董風尚」、「崇趙尊唐•帖學鼎盛」、「守正固本•帖學式微」、「以書取士•狀元書法」、「菁英迭出•巴蜀帖風」等五個版塊。前三個單元是整個展覽的整體畫像，以清代早期、中期、晚期為歷史時序軸線，透過各階段代表書家的典型作品及其對應的法帖拓本為依託，勾畫出清代帖學書法的發展演變脈絡；第四單元狀元書法部分，是展覽「亮點」的打造與「畫眼」的考量；第五單元是特殊展項，將清代巴蜀地區的帖學書家抽離出來，放在整個清代帖學書法史的時代背景中進行探討，藉此彰顯區域文化的鮮明特色和加強巴蜀歷史文化的傳播效力。
清初書法藝術承接晚明餘緒，主要體現為兩種風氣。其一，晚明變革書風的延續。王鐸、傅山等為代表的晚明帖學鼎革運動的書家，鍾情於行草書的創製，上追張、鍾、二王等先賢之法，博採唐、宋、元諸名家之長，以多樣性臨帖方法和提倡個性、反對束縛的思想，對傳統審美要求展開實踐新創，形成了縱橫豪邁、狂放真率的浪漫主義書風。這些書家由明入清後，或為貳臣，或為遺民，他們帶有自由或反叛色彩的書法風格也在繼續保持與發展。其二，明末董其昌書法的推崇。董其昌是明代帖學之集大成者，他承襲宋元書風，將文人書法的雅正清麗、秀逸多姿的審美品格發展到極致，成為繼元代趙孟頫之後的又一座書法高峰。以擔當、査士標、沈荃為代表的大批董其昌書法直接或間接傳人，入清後以不同身分成為董氏書風的忠實傳播者。其中，出仕書家以沈荃為典型，他將董氏書法的風格與技法完整地傳入清廷。康熙帝擅長書法，亦極為喜愛和推崇董其昌，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專仿香光」的崇董風尚成為清朝前期的書法主流。
本單元重點展品包括館藏王鐸〈臨王獻之行草書軸〉、傅山〈草書王維詩軸〉、宋曹〈臨王羲之草書兒女帖軸〉等清初擅行草的遺民書家，及査士標〈行書軸〉、沈荃〈行書七言聯〉、姜宸英〈行書軸〉（圖二）等清初崇董書家的作品，呈現出清代早期的書藝風尚。
崇董書風在乾隆初期發生了很大變化。客觀方面，董其昌書法極度流行後的轉向是必然的發展規律；主觀方面，新興書家的視野逐漸拓展，取法對象勢必會從單純學董投向董氏以外的其他書家。其時書家張照的創作實踐與乾隆帝推崇趙孟頫，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乾隆帖學書風轉變的先導。張照早年深入董其昌書法，後著力轉學顏真卿、米芾，書風為之一變，晚年書法更是得到乾隆帝褒掖。乾隆帝受祖父康熙帝影響，亦喜愛書法，與祖父不同，乾隆帝極為推崇元代的趙孟頫，「於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趙書又大為世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