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臺灣知識菁英接受近代思潮後所產生首次自覺運動的組織，「臺灣文化協會」自林獻堂、蔣渭水成立起始，至二○二一年正式進入百年。為紀念協會對臺灣本土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貢獻，眾多機關組織亦策劃各式展覽與活動，或從地緣關係、文化翻轉的觀點切入，或由文學、音樂、美術、電影等異質媒介的載體呈現，皆更拓展、豐富對「臺灣文化協會」的解讀面向。其中，於去歲年末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開幕的「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特展，引起藝文界的高度關注。
在延續北師美術館歷來策展時扎實的田野調查與學術論述，此次展覽邀請到精研歷史、文學、戲劇、藝術、原住民與婦女、法律的學者共組跨領域團隊，藉此勾勒更為多元立體的框架。此外，本展同時挖掘出多件首次面世或公開亮相的作品，其中以黃土水〈甘露水〉的重見天日尤為振奮人心。〈甘露水〉距獲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入選至今亦時屆百年，作為臺灣美術史上的里程碑，在消踪匿跡數十年後首度曝光，成為本展的最大亮點。
本刊很榮幸邀訪到展覽研究策劃團隊中的蔣伯欣博士，就本展的視覺藝術作品部分進行解讀。蔣伯欣透過「共振」的視角詮釋此展，就其觀點而論，「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並非僅止於呈現藝術史的流變，而是期待透過社會運動的觀點切入，在視覺作品和文獻資料的互動下激撞出發現新視野的可能性。
在論及本展時，蔣伯欣先是透過時間座標的確立，以武裝抗日運動後轉變訴求模式而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作為起點，勾勒出當時藝文界的脈動。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等思潮的影響，當時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為蒙求本土文化的建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大會和典禮。蔣渭水在報告時指出，臺灣人患有「智識的營養不良症」，並稱「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足見當時與會者對於臺灣文化建設的重視，該協會的成立，在刺激民族意識覺醒、反抗殖民教育上卓具貢獻。
雖則後世論者嘗以「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視之，但若回溯到一九二○年代的語境中，當時臺灣文化協會仍受制於統治者，如蔣渭水便曾公開表示「關於本會之組織，曾訪問川崎警務局長，說明本會依旨趣書的宗旨『僅是要謀求文化的發展，在多數會員中，如認為有政治運動者，與之毫無關係。』以回答其質問，並保證絕無類此事情……」依此，不難看出若以時代背景而論，至少於官方用語上確實皆以「文化」為名進行號召與行動。
日本殖民時期下臺灣本島的文化啟蒙運動，實際上是先由東京的臺籍留學生所萌芽，如「聲應會」的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另一關鍵人物林獻堂，亦參與創建於一九一九年的「啟發會」及一九二○年的「新民會」。相關團體的成員不僅催生臺灣民族啟蒙運動的機關雜誌《臺灣青年》，也涉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措施，引起臺灣本島人士的迴響。身為地方仕紳領袖的林獻堂，一方面既擁有舉足輕重的聲望，因此臺灣文化協會在創辦之時便曾「訪謁林獻堂，協議有關事宜」，尋求其支持；另一方面，更實際贊助藝術家的創作，對臺灣美術發展有直接的影響。近來已有論者指出林獻堂無論是與傳統書畫家、日籍或臺籍畫家皆有廣闊的交遊關係，當中又以對蔡旨禪、顏水龍和李石樵的支持最多。
基於對政治局勢的考量，當時臺灣文化協會相關成員在言論上較為保守。相較之下，日本社運人士賀川豐彥則在面對丁瑞魚等醫專學生時，直接表示「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上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可見當時實則已相當重視對於獨立主體文化的追求。
就美術領域而論，黃土水無疑是此一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其不僅是臺灣首位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和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的創作者，更因此鼓舞了後續的有志之士。過往已有眾多史料文獻與研究資料揭露黃土水對美術意識或文化主體的自覺，蔣伯欣則更進一步以宏觀角度深入探查一九二○年代的精神構造，藉此析論黃土水作品中的基源問題：認為黃土水尤以「身而為人」的命題與意識進行創作成就其歷史地位，如〈釋迦出山〉在破除傳統宗教的神靈形象時，更賦予其人性的光輝與價值；〈蕃童〉呈現出藝術家面對主體認同的追索，亦隱約透露作為被殖民者的兩難處境；〈甘露水〉則以浴身、重生之姿，象徵著臺灣文藝復興時代的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