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文化中，荷花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花卉。它集花、葉、香三美於一體，亭亭玉立，出泥不染，象徵著清麗素雅的氣質和高潔淡泊的情操，素有「花中君子」的美稱，是歷代文人騷客吟詠的對象。中國，是荷花的原產地，《爾雅•釋草》中便已記載：「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注：「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菡萏，蓮華也」。而考古實證上，如新石器時代浙江餘姚發掘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蓮屬花粉化石遺存，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歷史。此外，良渚文化出土的蓮子化石，更對蓮荷的早期形態有了直觀的呈現。
夏日賞荷，於杭州人而言，尋常亦風雅。初夏時節，尋「小荷才露尖尖角」；仲夏時節，觀「新荷漫沼葉田田」；盛夏時節，賞「接天蓮葉無窮碧」；秋霜時節，可「留得殘荷聽雨聲」。甚而風中、雨後亦有「葉有清風花弄影」、「碧玉羅盤弄水晶」。水鄉荷塘、碧葉風翻、芙蓉紅豔，風景的爛漫與情意的纏綿都在此處相通。
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地處西子湖畔，依託獨特的地理優勢，於今夏主辦展覽「一一風荷舉─荷文化與杭州西湖」特展。展覽展出從新石器時期至近現代的荷花主題文物、工藝品一七○件（組），涵蓋陶瓷、書畫、玉器、金銀器等，將「花」與「器」相結合，從不同的藝術角度展示荷花的誘人魅力，亦對荷花紋飾造型及其文化內涵做出深入層次的解讀，引導觀眾品味古物中蘊含的中華文化精髓。
杭州西湖大規模種植荷花的歷史，應可上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秦漢至三國年間，西湖只是與錢塘江相連的一片汪洋，受海水倒灌和江潮的影響，很難為荷花的生長提供良好的環境。東晉、南朝時期，北方移民大量南遷，為杭州地區注入了先進的生產力。世家豪族大力開發湖田，使得西湖的水域範圍已經具備了荷花栽種的條件，推測當時荷花在杭州應該已有了一定的生長分布。
東漢時期，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到魏晉南北朝時已遍及大江南北。自東晉咸和年間慧理創建靈隱寺後，大量的寺廟園林於杭州創立。佛教的盛行，促進了佛教藝術的興起，蓮荷因其身處淤泥卻不染，且花、果、子並存，頗具佛性，成為佛教的標誌，許多宗教法物都與蓮荷有關。此時，荷花的審美內涵和精神意趣被進一步提升，作為裝飾大量出現在六朝器物上，既順應當時的時尚，也具有相當的美學價值。
唐五代時期，杭州快速發展，也孕育了各式園林。唐代西湖名為錢塘湖，是泥沙沉澱造成的內湖，春秋晴日風景秀麗，可乾旱陰雨之時，湖水或乾涸枯竭、或氾濫成災，湖畔之苗飽受旱澇之苦。外放至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看著處在半荒蕪狀態的西湖，下定決心治水，他力排眾議，疏通西湖，修築湖堤，調節旱澇，從此西湖水害減輕。因白居易最鍾情本地特產白蓮花，於是在湖區種植楊柳、荷花。據考證，目前見到最早寫杭州西湖的荷花詩，便是唐代詩人白居易主政杭州時寫下的兩首：「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餘杭形勝〉）；「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弦。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西湖留別〉）。
五代吳越王錢鏐立國東南，建都杭州，以「保境安民」、「善事中原」為國策。吳越國三世五王近百年間，寺塔之建，倍於九國。一時之間「杭之俗，佛於錢氏結廬遍人境」，杭城以「東南佛國」之名遠播華夏。在佛教教義中，蓮花為佛家聖花，是生命與光明的象徵，寓意清淨的功德和清涼的智慧。佛家經典、禪宗公案，常見蓮荷身影。佛教的盛行與荷花的大規模種植形成了合力之勢，推動了荷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除了佛教造像，在建築、繪畫以及銅鏡、石刻等工藝形式中也常見蓮荷裝飾。
相較於六朝時期，唐代的蓮花裝飾更為普遍，除了簡單抽象的蓮瓣裝飾外，還出現了寫實的荷花圖案。作為瓷器的主題紋飾，沿襲了南朝圖案化的刻劃風格，還出現了以立體的荷花呈現器物的裝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