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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閻立本 職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職貢圖中的人與物

文∣李思潔 圖/攝影∣國立故宮博物院

職貢,是王朝時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體制,意指朝貢國向宗主國修職納貢,並接受朝覲、冊封與賞賜,以示臣服之心。職貢制度是中國對外國交際的模式,由先秦時《國語•周語》中的「五服制度」中,已可見到西周以王畿為中心,一向幅射向外的分封制度,最外圍則是代表蠻夷戒狄的區域,形成一個「中心主義」的華夷制序。而當中心由天子轉為皇帝時,「五服制度」便對外延伸成為國際關係與民族關係的外交模式。在國與國的應對中,中國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姿態,將自身置於世界的中心,以非平等的態度處理對外事務,形成階級式的國際秩序。最早的職貢文獻出於《逸周書•王會篇》,記錄了「成周之會」的盛況,描述慶祝東都成周落成之時,各國諸侯及方國攜貢品來獻。

此篇雖然是以文字描述朝貢情況,但其敘事元素與表現手法卻影響了之後的職貢圖。職貢圖的起源目前所見以「職貢」為題名的作品,可見一個共同的形式,即是來朝覲的各國官員一個接著一個,拱手而立,而人物的上方有著或長或短的文字,記錄該員來自何國,以及相關國情的介紹。如此圖示,最早起源於梁朝元帝蕭繹,《歷代名畫記》中記他於荊州任刺史時,描繪外國來獻之事。蕭繹任荊州刺史時,各國貢使經過時,他瞻其容貌,聽他們訴其風俗,若該國使節未經荊州,則別加采訪,以廣見聞。此圖蕭繹序言,原繪有使節卅五人,然而在現今的各個摹本中,人物皆不足數。最早記錄此圖的南宋《遂初堂書目》中,登錄為「正和大理國入貢記梁二十八國職貢圖〉,可見於南宋時此圖便有殘缺。可惜的是,今日此圖已佚失不存。

目前於展覽中呈現的唐閻立本〈王會圖〉以及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皆與其圖示相仿。兩作中皆以中國的皇帝為首,身後各位使節依序以四分之三正面的角度面向觀眾,面容肅穆恭敬,以容貌及服飾呈現各國之間的差異。最前方皇帝由兩名隨侍攙扶,三人的組合近於佛教中常見的「一佛二菩薩」形式,顯見梁朝敬佛,而宗教亦是經濟利益以外,另一個影響外交的因素之一。

自古以來的職貢圖皆存在一個問題,即這些圖像的紀實性。由蕭繹所寫序文:「臣即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溯荊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職貢圖中的人與物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采訪,以廣聞見」,點明〈職貢圖〉中所記的人物容貌服飾皆為自己親眼所見,親自拜訪所得,因此也被後人認為是一件紀實的作品。而後的各個摹本,也被認定具有同樣性質。因此,過去研究職貢圖時,往往走入一個轉不出來的死胡同:這些圖像所記錄的是何時的朝貢?描繪的畫家是否親眼見過這些使節?諸如此類關於時空背景的問題,無論是於文獻或是圖像上皆難以找到定論。

蕭繹所作的〈職貢圖〉便面臨了如此困境,他所記錄的卅五國使節中有來自「倭國」者,然而於公元六世紀時,日本(即古稱的「倭國」)與梁朝並無外交關係,而由日本出土的埴輪,已知六世紀的日人服飾亦與圖像中所繪不同,因此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此作毫無史料價值。由此觀點來看,蕭繹〈職貢圖〉並非一件紀實作品。

但這樣的結論卻可能是由於命題錯誤而導致。首先,細看蕭繹的序言,可以發現他的作品是一件組合之作,其所記錄的並非單一的特定事件,而是經由他觀察來朝的各國使者,又或是採訪所整理而成。其製作的背景可能與當時流行繪製《山海經》一類圖像有關,源於當時人們對於奇山異海、珍貴物種的好奇,因而產生了對外國的想像。

 
全文請見《大觀》109年03月號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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