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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明治 煙草盆、(右)展場文房具陳設

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東方藝術特展

文∣姜又文 圖/攝影∣兩依藏博物館


香港兩依藏博物館(以下簡稱兩依藏)現正展出「菊與龍─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東方藝術」,以獨到的視角深入探索中日十七到十九世紀異曲同工的藝術項目及工藝進程。共展出超過一八○件日本工藝品,包括便攜文具─矢立、日本煙管,以及逾五十件館藏的經典明清家具。展覽分為四大部份:一、日本矢立書寫文化;二、日本煙管;三、中國文房用具;四、歐洲吸菸器具。

兩依藏為香港最大的私人博物館,以世界級明清古典家具、歐洲珠寶粉盒及銀器收藏為人熟知。自二○一六年起,兩依藏系統性地陸續收藏日本近代精緻工藝,如書寫文具與菸管,目前約有矢立兩百多件;煙管三百多件,以江戶(1603∼1868)至昭和時期(1926∼1989)為大宗,另有部分馬鐙、粉盒、頭飾等。如何將外界陌生的日本工藝之美介紹給觀眾,又要能與既有館藏巧妙結合,互為表裡?該館再度展現絕妙的眼光與展陳構思,活用開放性展廳天生的優勢,打造如臨實境的空間,使文物脫離展櫃,重新回到原本的文化情境與使用脈絡中。如甫進展廳便印入眼簾的茶席,在四•五疊榻榻米上以煙草盆、風爐、銅瓶、香爐、木托盤,搭配紙門、掛畫,營造一方如歷其境的日式客席。又如中國十七世紀〈癭木葉型帶刻款托盤〉擺上日本明治時期〈羅宇煙管(「豐川光春」款)〉與紙包煙草,搭配起來不僅相得益彰、毫不扞格,更顯趣味橫生,中日東方藝術間的審美共性不言可喻。

此外,展覽更另闢蹊徑,以工藝技術如木雕、竹刻、漆藝、鑲嵌等為主軸,將相關文物匯集並陳,營造各主題類型的雅趣空間。從中日文房用具發現中日間頻繁的文化交流,同時亦可看出十七世紀社會經濟對生產藝術及工藝品的決定性影響。如展出中國廿世紀〈「大正」款紫檀小提盒〉,傳統造型的小提盒採用珍貴紫檀物料,面板裝飾有藍漆書法,包括唐代詩人李白(701∼762)的詩作及日本文人寫於一九二一年的段落,彰顯中國傳統手工藝及中日文化交流,同時該器亦是中國文房中收納書寫工具的非凡物件。而在傳統日本書院中,常見於文案上的硯箱,則以蒔繪(在濕漆表面上施以銀或金粉的漆藝)體現出江戶時代漆藝錯綜複雜的技藝及其美學鑑賞功能。

作為書寫最低限度的必要用具,便是被稱為文房四寶的硯、筆、墨、紙。如果不用墨汁而用固體碳或墨膏時,就必須加水才利於蘸取。書寫的姿勢,除了伏案而書之,還有手執紙筆的立姿,為配合不同情境中的書寫需求,文具也進行的某種革新。

矢立(ビギサ),是古代日本一種筆與墨壺組合成套的便攜文具。一六○三年傳教士於長崎編撰的《日葡辭書》中,即定義「矢立」為帶有收納毛筆的管筒及墨水瓶,證明其在江戶時代初期已風行。屋代弘賢(1758∼1841)江戶後期編纂的百科全書《古今要覽稿》提到的「矢立之硯」為現代繫於和服腰帶的品。明治九年(1876)政府頒布《廢刀令》,使得士族獨享姓氏和帶刀的特權遭到剝奪,甚至造成武士叛亂。武士長久以來攜刀習慣受到禁絕,遂轉向延請匠人製作刀箭、洋槍、團扇形狀的矢立,透過攜帶兵器的外型矢立,維繫心理上的尊嚴及地位象徵。如展出的明治時期〈劍形矢立〉、〈槍形矢立〉以及〈軍配形矢立(「祐齋」款)〉等皆是。清中葉乾隆統治時期(在位1736∼1795)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為助推藝術資助及發展提供有利的氣氛,不少文房用常見百寶鑲嵌等傳統工藝的革新,見證中國傳統工藝進入了黃金時代。而在日本,隨著町人及武士統治階級要求製作的日常器具越發講究,裝飾工藝也以不同材質、手法推陳出新。與此同時,矢立及煙管也常以瓷藝、漆藝及大量鑲嵌作為裝飾。如一件明治時期銀、紅漆〈矢立〉,藏筆長管以深紅雕漆剔出花葉、卷雲紋,器身雖窄,落刀斷面卻可見銅製矢立的始祖,且得名於原本放置於箭袋中箭座(亦稱為矢立)的位置。武士在戰場、巡訪過程中隨身攜帶矢立,以便於書寫戰報、稅務等資訊。


 
全文請見《大觀》108年6月號第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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