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藝術文明源於生活，而生活源於自然的恩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春天播種，夏天生長，秋天收穫，冬天儲藏，人們享受自己勞動的所得，既是一種福分，也是一種「豐足」。人與自然共生，在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自然物演化為藝術家筆下具有美好寓意的圖像。與此同時，人類也借用動植物的形態特徵、生活習性與生長規律，來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及對人類行為的反思。遠古時期的先民們，以自己的巧手養桑紡線，通過人類的智慧在自然界中汲取材料，製成精美實用的紡織品。這些織物伴隨著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發展，將華夏文明傳播至世界各地。
絲綢是中國對人類的重要貢獻與偉大發明之一。通過河南滎陽青臺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絲織物殘片和浙江湖州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絲織物可看出，約在五千年以前，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已出現了絲織物。絲綢出現的意義，不僅是技術手段的發明，也具有裝飾美化人類生活的作用，具有藝術價值。它自誕生起就與中國古代其它藝術形式息息相關、相互促進。絲綢被眾多藝術品作為重要載體而使用，它的發展也對其它藝術形式產生影響。
蠶的一生令人類感到驚奇，從蠶卵演變到幼蟲，衰老之後又吐絲結繭成蛹，最後蛻變成蛾。一生經歷了四次形態的變化，這種由動到靜的轉化歷程，引發了遠古先民對天地、生死等人生重大問題的思考。卵是蠶生命的開始，孵化成幼蟲如同生命的誕生，幾起幾眠猶如人類生命的各個階段，蛹可看作是原生命的死亡，而蛹化成蛾，則引發人類思索死後靈魂的去向。因此中國古代眾多文學、戲劇、工藝、美術作品中，常可見以蠶化成蛾（蝶）的相關創作題材。
中國最早記載絲綢發展的軌跡，依靠於考古的發掘資料。
在新石器時代的眾多遺址中，發現了眾多陶、石、玉製的蛹形、蠶形、蛾形雕刻品。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約公元前5000∼4000）出土的蠶紋象牙雕、江蘇吳縣梅堰（約公元前3000∼2500）出土的蠶紋雕刻黑陶等，便記載了絲綢出現的時間和軌跡。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禮儀與服飾並列成就華夏。文化遺存是先人為我們留下的遠古印記，勤勞智慧的中國古人織造出美麗的織物，不僅受華夏民族人們的喜愛，也帶動了市場需求和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往來。在中華文明成長史中，這些織物已滲透到中國文化，並成為華夏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絲織品的歷史幾乎與中華文明起源同步，織物紋樣的演化和發展亦是中華文明兼容並蓄的縮影。聯珠紋與團窠紋見證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歷史，自魏晉時期從西域傳入並迅速在中國境內流行開來，吸收了中原本土元素後，融合成新的圖案樣式，它們也是東西方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之一。從出土物可見其形式借鑑了薩珊風格或沿襲中原風格，發展演變後的聯珠紋被中國工匠用傳統雲紋代替，衍生出「中國化」的紋樣，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出現了逐漸本土化的聯珠紋與團窠紋。
根據出土物來看中國境內早期的紡織品出土物，多為絲、麻、棉、毛等材料織造出的布帛。通過先民們巧手裁剪縫製為衣，起到禦寒保暖的作用，最早的服飾應運而生。在遮體保暖的同時，服飾亦具有約束個體行為、標識身分階級、鞏固文化認同的社會功能。先秦時期，絲織品和服飾起到了輔助社會禮制和建立審美規範的作用，也從生活上參與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過程，如〈琵琶寶相花紋琴囊〉、〈團窠獅牛紋緙織物殘片〉皆是例證。
「中國絲綢上的早期聯珠紋圖案雖包含西方因素，但由於文化傳統的差異，中國的聯珠紋只是借用波斯藝術的形式，融入了自身的文化理解」，聯珠紋與對獸團窠紋的組合源於異域的波斯、粟特地區，團窠紋中常見有牛、馬、羊、鹿、獅、象、豬、鸞鳥、格里芬等波斯地區的神獸動物。聯珠紋與動物團窠紋都帶有神秘的色彩，它們與古老星相、神話傳說等相關聯，借紋樣的形式來表達人與自然、天體宇宙的關係。一如學者陳彥姝於〈六世紀中後期的中國連珠紋織物〉所述：「表示天的圓圈是設計的主角，其星相學寓意通過沿圈排列的眾多小圓珠來表現。如此形成的聯珠紋有神聖之光的含義……內填的各種主紋也都與天、神的語義相關，如翼馬表示天，進而特指日神密特拉。野豬、駱駝、山羊是征戰和勝利之神韋雷特拉格納的化身……動物脖頸，腿足上飄揚的綬帶源於王室專用的披帛，藉以強調其神聖的屬性。凡置於珠圈中的動物都具有神話的含義，並非唯美的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