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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聲」銘青瓷鳳耳瓶 / 書影 / 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四十八位物件的閱讀者,與他們所見的世界

文∣賴毓芝 圖/攝影∣賴毓芝

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進入中國美術史的領域?在我報考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一九九○年代,我抱緊的三本經典教科書是:李渝所翻譯的高居翰《中國繪畫史》、劉岱與郭繼生為聯經出版社套書《中國文化新論》所編纂的藝術篇《美感與造型》,以及石守謙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圖一)。尤其石老師所編的《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其內容包含超過一百件作品,從長沙楚墓〈男子圖〉到清代鄭板橋的〈墨竹屏風〉,以一圖一短文的方式,扼要簡潔地說明此作品在中國美術史發展中的重要性,為當時跟我一樣對中國美術史懵懂無知卻求知若渴的入門者,確立了這個當時仍是新興學科的核心。而此核心是有一條非常清楚的發展軸線,其組成就是這些名品在時間軸上的排列。這本書可以說是我的中國美術史入門寶笈,曾經是我處理美術史上任何一個新議題的參考軸線。我的第一本因為翻閱上的折損,又陸續買了兩本,現在這本是一九九七年第三版的第二刷,可見這本書對於我這一輩在臺灣入門成長的中國美術史學者而言,其重要性與影響力自不待言。
這本書從一九八六年出版至今,已經超過卅六年。現在我們對於什麼是「名品」?是否「名品」才值得關注?藝術史是否必然有一條發展的主軸線?還是可能有很多條?我們究竟可以如何分析作品?相關的種種問題我們可能已經有非常不同的複數答案。然而,不變的是,我們依然相信「作品」(也許不一定是「名品」)永遠是這個學科的根本,而分析與描繪作品的能力,永遠是此學科的核心。今年九月出版的《物見:四十八位物件的閲讀者,與他們所見的世界》(圖二)正是由此出發。書中邀請歐美、日本與臺灣四十八位以物品或圖像作為主要研究材料的工作者,當然主要是藝術史學者,但也包含一位考古學者與兩位歷史與文學學者,請他們選出一件對其最有意義的作品,撰寫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字。這個內容可以是非常學術的,也可以是帶有個人性的。主要希望透過他們的寫作,讓我們可以看到有如此多種閱讀與分析物品或畫作的方式。
這本書展現了即使面對同一件物件,不同閱物者也可以有不同的讀法,例如,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施靜菲即使與拍賣公司出身的史彬士(James Neville Spencer)分析同一件紀年一三五一年的〈大維德青花瓶〉(圖三),但兩人與其之淵源及分析卻非常不同。此外,這些閱讀因為不同情境,也會讓我們看到以往完全沒有注意到的面向,例如塚本麿充提到他有一次如何碰巧在下大雪的傍晚,藉由反射到竹庭內積雪的黃昏幽暗微光,觀看李迪的〈雪中歸牧圖〉(圖四)。這幅畫用的是紺地寶相華唐草紋的金襴錦織裝裱。根據塚本所言,這幅畫「在中國的時候作品當然是以冊頁的型態呈現,但來到日本之後改成軸裝,也改成日式裱裝,若以日本的價值觀來說,這是對最頂級的唐繪所採行的裱裝方式」。在外面下雪的展廳中,竹林雪地所返照的光影照亮整間展廳,裱裝「布上輝映著點點晶亮的光芒,巧妙地吸引了觀眾目光進入畫裡雪景的靜寂世界」。他藉由這個非常個人的經驗提到,「或許鑑賞〈雪中歸牧圖〉的理想環境,就是這一瞬間的光量,在一天、甚至一年裡都難以存在幾個小時的光線」,整段描述不僅顯示日本人鑑賞宋畫的特別品味,且提到其在個人生命史中如何一步步開展對這件畫作了解的過程,真的是非常動人。除了不同的觀畫環境讓我們看到不同物件的展現,有時候不同的眼光,也決定了我們如何觀看這件作品。例如巫鴻對於顧愷之〈洛神賦圖〉(圖五)的研究,不同於以往想辦法在眾多宋摹本中尋找其中殘存之東晉顧愷之的蛛絲馬跡,而是直接面對為何宋代會出現如此多本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問題?因而將〈洛神賦圖〉放在宋畫的脈絡下來分析。巫鴻這樣取徑所看到的〈洛神賦圖〉,自然跟之前研究顧愷之〈洛神賦圖〉的權威陳葆真有很大的不同。
這些作者的分析方法雖然多元各異,但其與一九八○年代一個很明顯的不同是,這些寫作常可見分析者對於自身立場有高度的意識與揭露。除了上述塚本麿充所呈現日本人對於宋畫特別的觀看角度外,森達也所寫的〈「萬聲」銘青瓷鳳耳瓶〉(圖六)也是一個極為精彩的例子。這種圓筒器身上有一細長頸的器型,在日本稱為「砧形」、在中國則稱為「紙槌形」,而砧(碪)是一種用來敲擊織好的布匹使其更為柔軟的木製工具。因為此器型名稱「砧形」,他提到日本鑑賞家如何將此鳳耳瓶與白居易〈聞夜砧〉的意象結合在一起,並以詩中的「千聲」、「萬聲」來命名,此青瓷鳳耳瓶因而「描繪了在漫長秋夜裡,妻子一邊思念著遠方的丈夫、一邊用砧擣布的悲傷」,而這可能是此青瓷瓶在原生中國所沒有的意象。不僅日本學者特別注意到物件的跨國移動如何給予物件新的意義與鑑賞方式,孟絜予(Jeffrey Moser)也提到他是如何由翻譯進入中國美術史,而語言絕對不是只是語言,當他在翻譯一件十三世紀鈞窯碗(圖七)的時候,一些無法翻譯的詞彙,反而讓他看到原來文化背景所無法看到的新意象,藝術史正是這樣一個由物品、語言與文學交匯的豐沛之地。特別要強調的是,除了新方法與新角度,這本書中所呈現許多紮實而經典的藝術史形式分析,例如宮崎法子對澳洲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藏〈花鳥圖〉(圖八)的剖析與林麗江對顧愷之〈女史箴圖〉(圖九)的解讀,絕對是教科書等級的,可以用在所有藝術史入門課作為範本之用。

 
全文請見《大觀》2020年9月號第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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