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對所有執筆為文者來說，具有傳達意念的實際功能，復有抒發胸臆的移情作用，二者互為表裡。然而，後者被意會甚或知識化的過程，更代表一種人文精神價值的確立，從外在文字內容的表象，轉趨內在情意的發溢，跳脫客觀工具性的限制，進入表彰自我的畛域。因此，書寫不再是純粹的手部操作，更關涉錯綜複雜的心智運動。西漢文哲學家揚雄曾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法言．問神》），說明「書
心一體」的緊密關係，反映書寫或書跡為作者心理情緒外顯結果的認知，可為其註解。
不過，書寫雖被視為一種協和身心的活動，作為其結果，究竟向觀者傳遞何種可視與不可視的訊息？作者的心理與情緒反應，能否透過筆劃與字形、字義為媒介，而被正確解讀？甚或進而成就其人文精神價值？這些問題，牽涉廣泛，但卻與表達內容直接相關。例如唐代詩人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中稱：「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於此，書寫毋寧更像是充滿戲劇張力及動態畫面的演出、作者瞬息萬變的意識與容顏，抑或是對應外部環境變遷所產生的生命軌跡，如在目前。可喜、可愕，代表作者的起心動念，書寫只是乘載或寄寓的憑藉，並從物形的表意階段，轉向「心畫」的傳情階段，不再只是書寫。
作為手墨人，許悔之原本知名詩人、出版人的雙重身分，不僅未曾消失，反而更從旁豐富其書寫創作中的社會性，形成一種特殊的跨域文化資本。前者，在字句斟酌中淘練文心的優雅與詩風的精粹，形成其創作本質；後者，則經傳播媒介推展於普羅大眾，擴充其社會影響，並在共構中切換著彼此的交感經驗。他在畫冊自序說：「我的手墨，不管什麼形式的呈現，於我而言，都是詩，但又不只是詩」，詩與非詩的說法，正如書與非書的關係，都是萬物「心」、「法」的自然顯現，所見與非所見都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