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五年西泠春拍特別推出「孫中山逝世百年紀念專題」，用信劄手跡、書法、影像等多種形式的珍貴作品，見證中山先生一生的重要時刻，以及民主革命在中國生根發芽的紀實。本專題由孫中山有關黃花崗起義籌款的通篇親筆重要信劄領銜，並藉此串聯起中山先生及革命同仁的時代風貌。兩通信劄的內容包括：指出和解決同盟會內部分歧、說明海外籌款情況和華僑的熱情、關心日本留學生運動情況等，足可見革命形勢之艱難和革命決心之堅定，以及孫中山治黨管理之公正英明，是見證和研究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之國際環境的重要歷史文獻。
一九一一年四月廿七日下午五時卅分，黃興率一三○餘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中國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最終，起義軍因多種原因再次失敗，此次起義又被稱為「黃花崗起義」，犧牲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有名可考者達八十六人。
這是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首次在重要城市發動的武裝起義，轟動中外！其影響之大、犧牲之重，居十餘次起義之最，加快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此次起義在廣義的辛亥革命歷史階段中發揮重要作用，被孫中山稱為「啟武漢之先聲」，也被稱為「辛亥革命之端」。革命籌畫籌款者—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為此次行動奔波歲餘，寄予厚望，身在海外時刻關注著革命的發展動態。
每一次民主革命都離不開三個重要因素：理念（決心）、經費（用於購買武器裝備）和人才（參與革命的主要為青年學生、農民工人和新軍軍人）。而執著於用革命之法救中國的孫中山，多年來一直奔走於海內外，所做之事不外乎傳播思想、發動力量和籌集款項。以上內容，也正是孫中山寫信給革命同仁的主要內容。
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孫中山、黃興、趙聲等革命黨人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開庇能會議，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黃興擔任總指揮，在越華路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孫中山一封寫於一九一○年十一月三日的信劄正是寫在此次會議召開前不久，信中表明再次起義的決心和困難：「從此吾黨人必有更窮於今日之時也。為此之故，吾黨不得不冒險再圖速舉大事也」。面對閉關鎖國、割地賠款、愚民腐敗的清王朝，孫中山在信末強而有力地指出：「革命條條俱死路，只有發難與虜爭死一條為吾人之生路」。
庇能會議上同盟會的計畫是：廣州起義仍以廣東新軍為基礎，由趙聲指揮，另外由革命黨五百人組成敢死隊擔任先鋒。如果廣州得手，黃興率一路出湖南直撲武漢，趙聲率一路出江西直搗南京，長江流域各省屆時舉兵回應，便可匯師北伐，一舉搗毀清朝，建立共和。
如此次拍品中的兩封信劄，皆為孫中山寫給何天炯的，何是同盟會創始人及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兩封信中也都提到了一個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的名字─宮崎滔天。一八九七年，宮崎滔天結識了孫中山並大為傾倒，他把孫中山引薦給犬養毅等日本政治、經濟界要人，將孫中山英文著作《倫敦蒙難記》譯成日文，從此開始為中國的革命運動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