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以其生機勃勃之姿被人類愛慕，並被賦予了文化意象。正如《宣和畫譜•花鳥敘論》所論：「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牡丹因其雍容的姿態，成為「人間富貴花」的象徵。正如唐徐凝詩中言：「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
于非闇（1888〜1959），名照，字非厂，別署非闇，又號閒人，山東蓬萊人，久居北京，父親為漢軍旗人，母系一脈及夫人均為滿洲愛新覺羅氏。清貢生，為華北名記者。畫花木禽魚從宋代院體入手，畫面工致，設色或濃豔或清雅，題字採用徽宗所創瘦金體，相得益彰。一九四九年後任北京畫院副院長。于非闇為京派花鳥畫名家，他鍾愛牡丹，一生創作大量牡丹畫作，至晚年仍不斷地改進提升，其高徒俞致貞回憶：「他七十歲過生日時，還到頤和園寫生畫牡丹。七十一歲那年春天，他又畫了一幅牡丹雙鴿，展覽時博得觀眾的熱情稱讚。但他在病榻上仍講，其中尚有不足之處」。
于非闇的花鳥作品之中，牡丹主題所占比例甚大，如〈牡丹錦雞圖〉，圖繪湖石、牡丹、錦雞、蝴蝶。湖石玲瓏剔透，牡丹花繁葉茂，紅腹雄錦雞氣宇軒昂。錦雞花枝間的兩隻蝴蝶，一黑一白，翩然翻飛。署款「寫稷園錦雞，添故宮牡丹。使西蜀張髯見之，又將笑我未能免俗也。丙戌（1946）九秋，非闇并記」。鈐「于照之印」白文印，「非厂居士」朱文印。
〈大富貴益壽考〉（1947）圖繪一株牡丹，木質莖粗壯有力，在茂密翠葉簇擁之下，三朵紅得發黑的牡丹顯得富貴妖嬈。上題：「大富貴益壽考。故宮御苑牡丹，甲子後失調護、遭催折。枝幹委地鬱為夭矯錯結，如古木、如龍、如虯、如老松，搜入畫夲，彷彿老宮人說天寶故實也。丁亥（1947）秋寫浮碧亭北一株，即奉德鄰先生、德潔夫人雅鑒。非闇于照并記於玉山硯齋」。鈐「于照」白文印、「非闇」朱文印、「富貴野逸」白文印、「我師造化」朱文印。
〈眾生黑〉所繪為崇效寺牡丹的一個重要品種—「眾生黑」。此作為了達到葉與花的色彩呼應，正向葉片以墨色分染後，保留淺灰色調，不再賦以綠色，反向的葉片以沉穩的石綠罩染。花頭上方，一隻藍黑色的蝴蝶停駐在花枝之上。使得畫面動靜相宜，更添生趣。上題：「崇效寺雨後得此畫夲，厥名眾生黑，即潑墨紫之變也，己丑（1949）春暮，天氣猶寒，庭前花木含苞待發，作此并記，非闇」。鈐「于照私印」白文印。又題：「剛主仁兄遊平快聚得以，仍庇宇下檢此，奉貽乞正不敢云報也。己丑四月，于照又記於玉山硯齋」。鈐「非闇六十後作」朱文印。「富貴野逸」白文印。
〈朱砂牡丹〉圖繪雙花頭牡丹，兩隻蜜蜂被花香吸引，圍繞飛舞，牡丹以朱砂賦色。題記載圖中花木來自崇效寺：「崇效寺牡丹以一品紅、眾生黑馳名都下。眾生黑乃墨灑金之變，他處尚有一品紅，首都只此孤夲，因摹存之。非闇六十四歲并記」。鈐「非闇」朱文印、「首都花鳥寫記」白文印。此文本透露于非闇筆下的紅黑牡丹的品種乃眾生黑，此圖所繪者則為一品紅。于非闇題記中所說的「一品紅」，應為一個牡丹品種—一品朱衣，又稱赤朱衣、奪翠，屬傳統紅色系牡丹。花朵為千層臺閣型，初開為淺紅色，盛開為桃紅色。在畫中為了使牡丹紅花與色彩顯得沉穩而不浮躁，所以使用了朱砂色。
從上述作品可知，于非闇進行牡丹寫生時，所選擇的地點較為固定，主要集中在故宮和崇效寺兩處。
一九四六年所〈牡丹錦雞圖〉，是將稷園（中山公園）的錦雞與故宮的牡丹巧妙並置於一圖中，于非闇曾將中山公園、崇效寺的名品牡丹與故宮的牡丹相比，說道：「故宮御花園的牡丹，沒有什麼特殊的品種，只是他們的枝幹好像在過去有一個時期沒人照管，或者說照管束縛得不太緊密，在形式上，有的多年得老幹曲屈盤錯，甚至橫臥下來而又翻轉向上，這對於他們得形象來說，是可以『入畫』的」。于非闇曾畫故宮御花園的「紅翦絨」，並題：「紅翦絨，故宮御苑、稷園均有其種，今春御苑珍妃井旁橫臥一株得雙豔，亟搜入畫夲」。
崇效寺初以棗花、丁香馳名，自晚清至民初，牡丹花名日隆。時人將崇效寺牡丹、極樂寺海棠、天寧寺芍藥和法源寺丁香並稱為舊京四大花事，且因牡丹富貴嬌豔之姿，位列四大花事之首。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崇效寺：「牡丹著名，異種甚多。猶記戊午、己未之間（民國七、八年夏）偕客探花事，佛院中二喬、一品衣、墨華、姚黃、俱盛開。最可念者，西偏僧寮前有魏紫兩株，高逾五尺」。民國後期，崇效寺的賞花風頭逐漸被後來居上的中山公園蓋過。如吳思訓《都門雜詠•崇效寺》：「紅杏青松舊有圖，牡丹色相擅浮屠。自從社稷壇開後，為問遊人到此無」。但據說，當時崇效寺的牡丹中還有「明朝的老根」。
崇效寺與稷園（中山公園）所植牡丹之間，還有著一段珍貴的淵源。葉恭綽一九五○年代返回北京時，因見到崇效寺牡丹凋零，於是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議將這些存在的老根牡丹移進城來，栽在社稷壇的中山公園裡。專劃一區，標明為『崇效寺移植牡丹』」，因此崇效寺的古本牡丹品種才幸得在中山公園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