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藝術自伊始以來，即與女性元素息息相關。就實物作品而論，自〈龍鳳仕女圖〉、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至傳為顧愷之所作〈女史箴圖〉、〈洛神賦圖〉與〈列女仁智圖〉，早期重要作品多與女性題材密不可分；就畫史著錄而言，自《歷代名畫記》以降便可見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的吳王趙夫人，又如有《圖繪寶鑑》所載將之視為墨竹畫肇源的西蜀名家李夫人。有清一代，從文學至藝術、自肖像畫至雅集圖皆顯著反映閨秀文化的興盛，人數與作品亦冠絕歷朝。然而可惜的是，部分女畫家僅存於文獻記載，罕有實物傳世。清代葉琬儀所繪〈奇石清供圖〉，正為其中創作者的稀珍傳品。本文試以是作為引，藉此略微探究此位如今鮮少受到討論的淑媛之繪畫名跡與家世交遊，及其所身處的雅集活動和時代風尚。
根據〈奇石清供圖〉畫上自署「嘉慶乙丑榖雨莭臨老蓮夲，長洲女史葉琬儀」的題款，可知此作為清代葉琬儀於一八○五年所繪。學界雖幾乎未曾對之加以關注，所幸仍可於《墨林今話》中覓得相關資料。依照該書記載，葉琬儀為屈竹田繼室，「號苕芳，長洲人。涵齋明經，女畫學得自家傳，能以逸筆寫生，脫去脂粉，神似白陽、叔平兩家。女紅之暇，點染弗輟」，觀〈奇石清供圖〉中清勁挺拔之用筆，確實足以印證「脫去脂粉」之評。
由於過往論者未嘗留意於此位女畫家，其生卒多以籠統的「十八至十九世紀」概括，然其具體年代實可考證。與之有親屬關係的屈宛仙，於《韞玉樓集》有〈壽苕芳〉一詩題云：「與余同歲同日」，而屈宛仙傳記又明載：「卒於嘉慶十有五年之八月十九日，春秋四十有四」，可藉此反推葉琬儀當生於一七六七年。復據其媳婦季蘭韻所著《楚畹閣集》中繫年乙亥所錄〈哭姑〉一詩云：「得侍慈顏才六十八日」，可知葉琬儀於其子新婚未久即辭世，其卒年當為一八一五年。
以年歲而論，葉琬儀並不長壽，繪製〈奇石清供圖〉時僅四十歲。即便畫家自云此作為臨仿陳洪綬之作，但若非長年浸淫於翰墨之間，實難臻此功力。傳稱好畫蓮而自稱老蓮的陳洪綬，其筆下不乏該類題材。筆者目力所及，尚未見葉琬儀所稱之陳洪綬原作，然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壽萱圖〉、〈荷花〉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山水人物花卉圖冊》等作品，或可略資推想其所本。
縱使不論原作，單就〈奇石清供圖〉觀之，已足顯其爐火純青之技藝。此作勾勒與渲染兼施，構圖元素雖簡，卻筆筆精到，嚴謹而無鬆懈之態。花器曲線流暢勻稱，物品無假賦色而益見雅致，於布局上又與奇石形成前後、虛實、黑白之對應，使整體不流於呆版。相較於花器線條之優雅細緻，奇石輪廓則雄渾樸厚，以勁透方稜筆力為之。至於蓮荷、菊花、竹葉等物象，雖同以墨線描繪，用筆卻各具韻味：先以淡墨起稿，復以重墨加強花瓣尖端、葉脈根柄及竹節分界，不僅使畫面輕重有序，避免單調，尚可強調物象之關鍵部位，尤見構圖與筆法經營之巧思。
與他類畫科相較，一如《東坡詩集註》所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獨有狂居士，求為黑牡丹」，以墨寫花實屬晚出。在宋代以降，已可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百花圖〉、明陳淳〈瓶蓮圖〉、明徐渭〈墨花九段圖〉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沈周《寫生冊•荷花與蹲蛙》等歷代墨荷之作，卻多屬墨葉白花的形式。相較之下，〈奇石清供圖〉反以墨色渲染蓮荷花瓣，於視覺表現上別出心裁，更顯新穎。
純就物象而言，此類瓶花元素的起源與宗教密切聯繫，如《穎川語小》即云：「花有瓶，非古也。蓋自釋道獻花始，今人遂取古鼎鼐尊罍之範，強名而用之」。迄及明代，插花藝術既見講究純美感的經營，文人氣轉趨濃厚，高濂〈瓶花三說〉、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等專著並先後出版，從中可見對於器皿的材質、形制、尺寸及至所組合花卉等各方面皆須因時地而有對應的講究。陳洪綬幼年時此類書籍即已問世多年，其繪畫作品中亦以此類器皿與花卉的配置受到關注。雖無從追溯原作繪製時的心景環境，然恰如蔣寶齡於題跋所明確指出的寓意云：「蓮之芳潔、菊之貞秀、竹之清勁、石之孤冷，托物寫懷，絕非尋常遣興之作。尤足寶也」，可見〈奇石清供圖〉並非僅為清供寫生，而是藉由物象標誌情懷，其精神內涵別有寄寓。
《墨林今話》的作者蔣寶齡於〈奇石清供圖〉尚有落款云：「苕芳夫人為屈竹田別駕繼室，其畫得之家傳。自歸別駕後，益事臨摹，能以逸筆追白陽、叔平兩家，脫棄脂粉，一歸於雅。時別駕女弟宛仙以白描花卉著聲藝苑，夫人偶效為之，時出其右」，此段題跋所提供之資訊，一方面可據以追索葉琬儀之家庭背景與藝術淵源，能知時人將其風格上溯至明代的陳淳與徐渭；另一方面亦由此得以認識另位頗具聲名而卻罕為今人所論及其畫藝之女史—屈宛仙。
葉琬儀之夫屈竹田，常熟人，其精鑑別、富收藏，能繪事、識畫理。偶寫墨蘭即翛然出俗，具有古韻。蔣寶齡曾前去屈竹田之繡囊清閟索觀宋元明人真蹟，以其見識之廣仍不吝給予「多妙本」的評價，足徵庋藏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