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邕（1850∼1921）是晚清至民初海上藝壇中一位極具個性與才情的藝術家。雖在時間上略晚於胡公壽（1823∼1886）、虛谷（1824∼1896）、楊伯潤（1837∼1910）、任伯年（1840∼1895）、吳昌碩（1844∼1927）等海派大家，但其在弱冠之年便以書法聞名，並與上海藝壇諸多名流交往密切。高邕不僅在書法上成就卓著，於詩、畫、印等領域亦有建樹，是一位典型的「四絕」型文人藝術家。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其關注不足，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尚未得到充分發掘。本文旨在通過梳理其生平、分期解析其書風、深入探討其藝術理念與交遊網路，還原高邕在近代海上藝術圈中的真實形象與貢獻。
在晚清海上畫壇，高邕或許不是最具革新意義或最廣為人知的大師，但其對傳統的深度沉浸、對品格的極端恪守，以及在歷史轉折處的鮮明個人選擇，成為了一個時代文人心態與生存狀態的典範。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在近代化浪潮中，一些傳統文人是如何通過藝術實踐與生活方式的選擇，來完成個體的精神固守與身分表達，在喧囂的上海都市中開闢出一片「孤詣」而沉靜的精神園地。
在晚清民國風雲激蕩、文化劇烈碰撞的環境下，上海以其獨特的「十里洋場」風貌，成為諸多傳統文士棲身、掙扎與求變的舞臺。高邕便是一位植根於傳統，卻又在時代洪流中以其書法藝術、獨特性情與複雜心境留下鮮明印記的人物。他一生數次更易的名號、孤介狂傲的性情乃至看似怪癖的生活細節，共同編織成一部濃縮了時代陣痛與個體精神追求的微觀史。
高邕，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原名時雍，字邕之。其一生所用別號、齋號之多，在同時代藝術家中頗為醒目，如李盦、苦李、孟悔、聾公、赤岸山民、中原書丐、西泠字丐等，以及泰山殘石樓、絕景窮居等齋館名。這些名號並非隨意為之，而是其人生不同階段境遇、心境、藝術追求乃至政治態度的直接映照，構成了一條理解其精神軌跡的清晰線索。
高邕的藝術氣質與早年聲名，離不開其家庭環境的薰陶。其父高樹森（原名藹然，字又村）即為書法好手，「書法絕俗，出入顏柳」。更為重要的是，高樹森並非純粹的文士，他曾游幕於上海，被蘇松太道吳煦聘為記室，後又在李鴻章幕中參與洋務、軍事乃至外交，因功保舉至道員。這樣的經歷，使得高家雖係文脈，卻與晚清最前沿的政治、軍事、洋務活動有所接觸，無疑拓寬了高邕的視野，也讓他對家國時局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其弟高雨（字雨之），官至兩淮鹽大使，亦善書法，近蘇東坡體，且精通醫術。其妻朱鞠（字霜華），以孝行和工書法聞名。可以說，高邕生長在一個兼具文藝修養與一定實務經驗的中層官吏家庭，這為其日後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最初的養分與相對安穩的起點。
高邕的別號變遷，尤能揭示其內心世界與外部時代環境的互動關係，遠不止於文人雅趣，更是其情感與志節的宣示。
「苦李」—此別號直接源於對李邕書法的癡迷與鑽研之刻苦，是其藝術核心追求的標識，伴隨其藝途始終。
「孟悔」—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結束，清政府「不敗而敗」，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新約》。高邕此年改號「孟悔」。「悔」字當蘊含著對國勢衰頹、屈辱求和的悲憤與無奈之情，是一個敏感文人對首次重大民族危機的直接心理反應。
「聾公」—一八九四年（光緒廿年），甲午戰爭慘敗，次年簽訂《馬關條約》，舉國震驚，民族危機空前深重。高邕此時改號「聾公」，寓意更為沉痛。「聾」，可解為不願聽、不忍聞這亡國之音與世俗囂嚷，是面對巨大災難時一種極具象徵性的精神防禦與姿態表達，比「悔」更顯孤絕與憤激。
「赤岸山民」—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覆滅。高邕改號「赤岸山民」。「赤岸」或為虛指，寓含故國山河變色之意；「山民」則明確表達了避世隱居、不仕新朝的態度。此號鮮明地標識了其遺民身分與政治立場，完成了從清室臣民到民國「山民」的身分轉換。
「中原書丐」、「西泠字丐」—這兩個別號，生動反映了他晚年在上海以鬻字為生的境況。「丐」字表面自嘲，實則內蘊孤傲。將自己定位為「書丐」、「字丐」，一方面道出了職業藝術家在市場中的實際處境，另一方面也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劃清了藝術純粹性與功利世俗的界限，彰顯其以筆墨自食其力、超然物外的清高姿態。
這一系列別號的嬗變，清晰地勾勒出高邕從一位醉心藝術的青年，成長為一位深切關懷國事、最終在鼎革之際選擇隱逸的舊式文人的心路歷程。每一次改號，都是他對重大歷史事件的一次精神回應和身分再確認。
高邕在上海藝壇，以性情「狂傲」著稱。馬宗霍在《書林藻鑑》中稱其為「忿俗嫉邪之流」。摯友吳昌碩更精準地形容他「有古狂者風」，並專為其刻「狂心未歇」朱文印以彰其性。這種「狂」，並非簡單的狂妄自大，而是傳統士人中「狂者進取」精神的體現，是面對濁世時一種以孤高自守、桀驁不馴為外殼的精神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