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禮（1862∼1922），字達夫、達甫，號隨庵、達道人、撫琴軒主、鑑湖釣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清末至民初時期畫家。長年寓居上海，從事藝事鬻畫等活動。畫史多載其學畫於任頤（伯年），於人物、山水、花卉諸科盡得師傳精髓，筆墨靈動，設色明麗。在長達四十餘年的賣畫生涯中，俞禮並未固守師法，中年以後積極求變，畫風逐漸脫離窠臼，上溯明代徐渭之潑墨寫意，並參酌清代金農之古拙金石筆法，融會貫通，形成其晚年蒼勁渾厚、獨抒己意的個人面貌。
俞禮雖生平事蹟記載有限，然其畫作傳世數量尚豐，足資後人探析其藝術脈絡。若就其存世作品進行歸類與爬梳，可見其藝術歷程中，存在三種鮮明的風格軌跡與筆墨影響。
其一為早年師法任薰「用筆勁挺，枝幹條暢」之風格，呈現出勾勒精謹、線條如鐵畫銀鉤般的裝飾性表現。此一風格淵源，實可上溯至「蕭山三任」（任熊、任薰、任預）共同承襲的晚明諸暨大家陳洪綬（老蓮）。陳氏筆下那種「清圓細勁」的線條特質，尤其展現在人物與花鳥題材中，筆法古拙奇崛，造型高古變形。任薰（1835∼1893），字舜琴，又字阜長，生於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初八日，浙江蕭山人。其父任椿，兄任熊皆擅畫。任薰長年居於蘇州，繪畫成就以人物、花鳥畫最受稱譽，尤以花鳥畫工寫皆擅，奇趣清新、獨出一格。俞禮曾學藝於任頤（伯年），然任伯年早年受教於任薰，早期無論人物或花鳥，亦多作細筆精描，純以焦墨鉤勒骨線，再敷以雅麗淡彩之風貌。俞禮早期作品，正是在此一脈絡中，承接並深化了這種以線立骨、重裝飾意趣的筆墨傳統。
俞禮繪於一八八七年的〈九思圖〉便是明顯學習任薰畫風的作品，此圖描繪水澤河岸邊的鳥禽活動景象，畫家以留白勾粉與青綠敷彩表現荷塘中蓮葉翻飛、白蓮靜植及九隻鷺鷥棲停期間的景色，秀韌細膩的墨線與多彩清麗的設色，使全圖流露出一種閒適高雅的情調。尤其水面中心處，刻意變形拉長的荷花花梗，如甩繩一般以Ｓ形的誇張動態貫穿畫面，除了增加不少觀賞趣味之外，也順勢帶出躲藏在花葉之間的數隻鷺鷥。畫題所稱「九思」，是明代以後常見的花鳥題材，九隻鷺鷥用以隱喻《論語》所稱：「君子有九思」，是將儒家經典透過諧音與花鳥圖像結合的吉祥寓意題材。
相較於筆墨較為精謹規整的〈九思圖〉，更早繪於一八八五年的〈清供圖〉之中，其實已然流露俞禮特有的筆墨邏輯與畫風，可視為藝術生涯關鍵代表作之一。此畫以「歲朝清供」這一傳統畫題為載體，卻在取景視角、筆墨技巧、構圖創意與色彩觀念上，展現出俞禮在消化任薰、任頤的筆法基礎上，巧妙融會滬上審美品味的卓越能力。俞禮在〈清供圖〉中的突破表現，在於不完全沿襲傳統清供圖中慣用的俯瞰式或仰視構圖，一改「案頭博古」的視角為近於平視的觀察角度。將清供之物從「被觀賞的陳列」轉化為「可親近的場景」。畫面中，玉米、拂塵、蟠桃、書冊、葡萄、盆景、麻竹高凳、藍瓷盆菊、乃至凳下的青銅酒器，並非隨意羅列，而是依循由近及遠、由低至高的空間節奏，構築出一個層次分明、穩健飽滿的視覺空間。
全圖雖採勾勒填彩之法，但卻因俞禮特意賦予的新意展現出色的表現力與現代感。尤其在線條技法上，俞禮並非簡單複製任薰、任頤一脈典型的「釘頭鼠尾」描法，而是從作畫思維與技術層面進行了關鍵性的改良。他將傳統線法中「釘頭起、鼠尾收」所強調的勁疾外露之勢，轉化為以頓筆起、頓筆漸收的含蓄用筆。這一細微卻深刻的轉變，在技術難度與畫面美感上，開創出與二任迥然不同的筆墨韻致及視覺趣味。相較於出鋒收筆所形成的勁利外向之態，俞禮筆下「頓收」或「緩提」所造就的線條尾端，呈現出封閉渾厚、內蘊文氣的特質。這種不刻意張揚、不求外露奇崛的用筆習慣，不僅展現了其對筆鋒與骨力的高度掌控，更使得每一根線條皆成為塑造物象體量、質感與空間深度的關鍵。如為了表現玉米苞葉的粗韌，則用筆沉厚頓挫；表現拂塵麈尾的體量，則線條輕盈綿長；刻畫蟠桃的飽滿，弧線圓潤富有彈性；勾勒青銅酒器的古樸，用筆方硬如篆籀。每一種質感，皆透過走筆的提按轉折、墨色的深淺濃淡，精準地傳達出來。
除此之外，俞禮〈清供圖〉在設色上的突破，也十分新穎大膽。他並未選擇傳統歲朝圖或蘇州畫派常見的古厚雅澹或富麗濃豔的用色模式，而是開創出一套獨特的用色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