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廿世紀的前夕，時值清朝末期，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始的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拳亂等內憂外患的不斷波動，影響政治環境與人心思想甚巨。同時，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狀態之下，中國畫史更在西方藝術各種不同的技法、工具和理論的強勢入侵下受到影響，連帶一時傾軋而至的海外思潮，使得此階段的藝術與社會主義、革命論等部分更相形緊密，許多書畫創作者更振臂疾呼美術的實用之效、圖存之法，尤是過往未見之局面。一八九九年出生的張大千便是於此環境下所成長，其雖根植於傳統書畫，實則積極汲古求新，創造出革異而不落窠臼的作品，成為享譽國際的近現代藝術巨擘。本文將以張大千早期生平為主軸，對其行誼略作介紹，同時賞析其繪畫。
據《張氏家譜》記載，張大千生於光緒廿五年己亥農曆四月初一（陽曆五月十日）。張氏祖籍廣東番禺，大千之父張懷忠原任鹽官，後遷居四川自流井（今自貢市）經營鹽業，然因商務經營不善，一度陷入困頓之境。其母曾友貞則為兼擅詩文、書畫與刺繡之閨秀，且受天主教思想影響，觀念頗為開明，對纏足等傳統陋習尤持反對立場，主張女子放腳。曾友貞尤精花卉畫，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其繪於戊午年的〈耄耋圖〉，風韻靜逸，清雅才情躍然紙上。畫上傅增湘題款云：「夫人既擅絕詣，晚歲盡以手訣授哲嗣善子大千……二子亦咸厲志展能，飛聲海內」，曾友貞對二子藝術啟蒙與教養撫育之深遠影響自不在話下。
雖有部分資料以書香世家形容張大千的成長環境，家境似乎頗為餘裕。然而依照後裔所述，張氏實際上相當清寒，曾友貞所生育的十子二女便有數名因生活困頓而早夭，最終僅有次子張善孖、三子張麗誠、四子張文修與八子張大千得以順利成長。其中張善孖因係雙胞胎而取名「孖」，早年赴日本學習染織，後以善畫老虎聞名，為張大千習畫之引導者。張大千排行較幼，因而成長過程中多受家人照拂：繪事由母親和二哥啟蒙，讀書寫字係四哥精心指導，生活方面則是三哥夫妻的細心照料。張大千曾於四十年回顧展自序言云：「予畫幼承母訓，稍長從仲兄善子學人馬故實，先姊瓊枝為寫生花鳥」，顯示了張大千早年養成實深植於家庭多方面的支持與教養之中，同時明確記錄了親人指授的具體畫科。
曾友貞雅好收藏古今名跡，鑑閱既多，時常暇輟臨摹，張善孖、張大千昆仲於耳濡目染之下，從中得窺宋元諸大家堂奧。然而在癸丑年（1913）二次革命的期間，張家精品書畫因戰火波及多有散佚，家藏遂告中落。
其後數年，隨著張大千年歲漸長，開始於重慶求精中學就讀。在校階段，張大千在英語、國文、理化與音樂等科目成績均佳，同時對於繪製古代仕女更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年同窗傅淵希言及其作品倩影動人、栩栩如生，廣獲眾人索要。亦是在此階段，張大千於民國五年的假日返回內江時遭逢變故，為土匪所抓，所幸因書寫迅速工整而頗受禮遇，充當師爺。亦是在此時，一本搶劫而來的贓物《詩學涵英》成為其自修摸索的啟蒙書，從而開始學會做詩。此段近乎傳奇的經歷，終由四兄張文修尋獲始得接返內江而結束。
及至十七歲時，張大千離開四川故里，赴滬求學與歷練。其私心本欲留在上海研讀藝事，然而未能獲得家人支持，遂遵循父兄之意前赴日本京都學習染織。約莫在此前後，張大千正式拜入曾熙與李瑞清門下，奠定其書畫學習的重要基礎。記述其此階段生平的重要文獻〈季蝯書畫例言〉，即由其師曾熙於甲子年（1924）所撰，內容在提及「季性喜佛」、「每歲學金皆出自母氏筆墨」的個
人興趣與家庭經濟以外，同時亦云道「季入學校數歲，謂科學少生人之趣，不足學。遂東渡，與日本名宿參論中日畫理。又以日人新舊煩離不足學，歸游名山，日與僧人言禪學」等張大千對於求學、論問、談佛的觀感。
在此拜師求藝、旅居海外以增廣見聞的階段，張大千固然迎來迥異於往的人生境遇，然未婚妻謝舜華的因病猝逝不啻予其重擊。當時張大千自日本返國，本欲回四川奔喪弔唁，惟適逢復辟兵亂，道路阻隔，終未能成行。此刺激促使張大千於松江禪定寺剃度為僧，「大千」之名便是該寺住持逸琳法師所取。雖前後距其返俗僅百日之期便由張善孖捉獲帶回，實亦對其影響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