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大量美術家、藝術團體、高校及文博機構湧入雲南。輾轉入滇的美術家們，雖經歷生離死別、走過艱辛旅途，但卻未放下畫筆，而是圖存求變，在困境中創造生機。黃宗賢在《抗日戰爭美術圖史》一書中指出，「抗戰美術是跨度並不長的一個特定時期內的文化形態。但是，從歷史發展的時序性特徵看，它是現代中國美術史鏈條上極為重要和特殊的一環」，趙星垣在為《抗戰時期的雲南美術》作的序言中也提到，「那個時期的雲南特別是以昆明為中心的美術創作、美術教育、美術研究以及其他相關的美術活動，本來應該在現代美術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當前，學界對雲南抗戰史的研究已積累了大量的成果，但對雲南抗戰美術的研究著墨較少。圍繞入滇美術產生的大量文獻和美術作品資料隨時有散佚的可能，亟需搜集、整理。
雲南省博物館的近現代書畫藏品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的紀年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且有明確的上款人，畫家不乏如張善孖、潘天壽、徐悲鴻、張大千、黃君璧、陳樹人、謝稚柳、馬萬里、林清霓等人。這些作品既反映了特定時期美術家們的繪畫面貌，又保留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和學術意義。本文擬以雲南省博物館藏張大千作品為線索，結合入滇美術形成的背景，利用抗戰時期雲南本土報刊中關於美術展覽的原始資料，對張大千的入滇美術活動形成個案考察，為研究抗戰時期的雲南美術史提供材料。
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北方及東南沿海相繼淪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西南地區遂形成以重慶為中心，成都、昆明、貴陽、桂林等為分中心的抗日大後方。雲南既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又有獨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環境，吸引了不少淪陷區的高等院校及各界人士前來避難。
抗戰時期，雲南有著發達的公路、航空、鐵路交通網路，便利的交通線不僅保障了大後方的軍事、民生物資運輸，也是內地各單位、人員撤退並在後方移動的交通要道。美術家們的入滇路線與交通線息息相關，其中一部分人是隨高校或機構內遷，而多數人則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靈活零散地流動。當時主要入滇路線有兩條：一條是經桂林、貴陽抵達昆明，其後留駐昆明或再去往重慶；另一條是從淪陷區直接前往重慶，以重慶為中心，在大後方城市昆明、成都、貴陽、桂林等地之間移動。
雲南的城市氛圍和美術資源也是吸引外地美術家入滇的重要基礎。雲南的近現代美術發軔於十九世紀末的教會學校，受清政府學制改革下的學堂教育、留學熱潮的推動，至一九二四年開始出現專門的雲南省立美術學校，一九三二年昆華民眾教育館及民眾教育美術研究會成立並開始舉辦美術展覽，經周維楨、董貫之、李廷英、蕭士英、李實清、廖新學、李文清等數代先賢的努力，在廿世紀二○年代末國民政府積極支持國民美術教育的背景下，現代美術及新美育思想逐漸在雲南傳播和普及開來。在此基礎上，隨著抗戰大內遷的發端，雲南迎來了美術人才大量湧入的契機。
大部分入滇美術家在滇活動的時間範圍主要集中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即在全面抗戰爆發後開始，持續至抗戰結束前後。多數人視昆明為臨時避難的行旅中轉站而非目的地，因此，雖然他們入滇的時間跨度較長，但普遍停留的時間都較短。當然，也有少部分人因為各種緣由留在了雲南。一方面，入滇美術家們在雲南的山水之間學習、工作、生活、采風和辦展，為雲南的文化建設貢獻力量，以美術創作服務抗戰大業。另一方面，同其他內遷人員一樣，他們也需要面對種種的生活困境，因此，為了生存，他們通過贈送或售賣作品給雲南的友人、富商、軍政要員等人員的形式，來換取必要的生活保障或其他服務。正是通過這些或主動或被動的流轉，美術家們本可能湮沒於戰火與煙塵中的珍貴作品，或多或少地留在了雲南。資料顯示，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雲南的美術界活躍有近六十名入滇美術家，舉辦了近百場美術展覽。研究確認，當前雲南文博機構收藏與入滇美術相關的書畫作品不少於三百件。
大後方各中心城市在社會、經濟、交通和文化各方面都經歷了類似的演進過程，是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中文化藝術機構和人士聚集，各類文化運動、文化思潮此起彼伏。為應對抗戰，各地民眾同舟共濟、共紓國難，成為大後方的堅實堡壘。美術家們出於工作、生活或創作的需要，在各城市之間移動的情況十分常見，張大千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