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文人所佩戴賞玩的精工玉牌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玉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小小玉牌的方寸之間，將先秦漢魏以來的風俗喜好、吉祥寓意融匯其中以外，更將中國傳統文人繪畫、書法引入玉雕創作中，用傳統的玉料、新的工藝，開闢了嶄新的表現形式，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玉雕門類—子剛牌，並從此至今，一直風靡了四百多年。
子剛牌的出現，是玉雕業本身經過長期積累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江南吳地文人對於精緻生活追求的美妙結果。與之發生最緊密關係的，自然要屬被用來給文人玉牌冠名的明代玉雕大師—陸子剛。
目前學術界，對於陸子剛的生平情況仍不甚清楚，對他生平介紹一般常見的是明崇禎《太倉州志》卷五「物產」門「雕玉器」條所載：「凡玉器類，砂碾。五十年前，州人有陸子剛者，用刀雕刻，遂擅絕。今所遺玉簪價，一枝值五六十金。子剛死，技亦不傳」。
清代嘉慶年間，學者王昶所主持重修《直隸太倉州志》卷十七「風土」門下「玉器」一類，也以陸子剛為玉工的代表：「凡玉器用砂碾，州人陸子岡者，用刀雕刻，遂擅絕，今無能嗣其技者」。比較二者行文來看，後者應該是沿襲前者而來，只是稍加簡化。至今為止，將陸子剛的籍貫定為蘇州太倉，就是由此而來。同樣是明末的地方誌，崇禎《吳縣誌》卷廿「工技」門也提到了陸子剛：「陸子剛，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髮。徐渭〈詠水仙玉簪〉：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這一段全從明末徐渭（1521∼1593）《徐文長文集》卷十二「題畫絕句」之〈水仙〉（自注：陸子剛，蘇人，碾玉妙手也）一詩化出，並無新的內容。反倒是民國間所修《木瀆小志》「人物」門中同樣用了徐渭的〈水仙〉詩，卻有新的材料：「陸子剛，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髮。年未六十，忽有方外之思，為僧治平寺，十餘年不入城市，亦奇人也。徐文長有傳，又〈詠水仙玉簪〉詩：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黃雲鵬在〈蘇州琢玉大師陸子剛〉一文中，已經就此加以引申，認為陸子剛晚年「住在橫山腳下」。查蘇州博物館藏抄本《橫山志略》卷五「人物」門，所述與《木瀆小志》同，而省略了徐渭〈水仙〉詩全文。顧嘉譽《橫山志略》編定於清雍正（1723∼1735）年間，較之《木瀆小志》要早近兩百年，距離明萬曆、崇禎，反而不過百年，其稱陸子剛晚年出家一說，想來必有依據。但是，治平寺在蘇州城南上方山、石湖畔，距離橫山尚有一段路程，所以說他「住橫山腳下」不免有些牽強。
關於陸子剛的籍貫問題，似乎與「明四家」中仇英一樣，他們一個是玉工、一個是漆工，都原籍太倉而定居蘇州，並以工匠的身分成為藝術巨匠，名垂青史，但生平事蹟也都不顯於後世。仇英身後，有好友文徵明、文彭父子，收藏家項元汴、周鳳來、陳官、王世貞等留下與之交往的點滴，以及繪畫作品真跡。陸子剛的直接資料相對而言則少之又少，甚至不能排除，崇禎間太倉州修方志時，根據最早提及陸子剛的王世貞的籍貫太倉，進而推定為他的籍貫，畢竟多一位名匠，於地方也是一份榮光。
目下，推斷陸子剛生卒年的重要材料，即出自王世貞（1526∼1590）的《觚不觚錄》：「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作為太倉人，王世貞雖然將陸子剛這位鄉賢列在首位，但並未將他與其他吳中名工區別對待，認為他們憑藉一技之長，側身士大夫之列，不免令他心存不滿。其後，這段文字屢屢被人所引用，如明末蘇州學者徐樹丕的《識小錄》卷一就全文抄錄，改題為「時尚」；晚明小品文名家張岱（1597∼1679）在他的《陶庵夢憶》卷二「吳中絕技」條中，引錄了王世貞的這個名錄，並且有所增加，同時認為各家所製「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密，適與後世賞鑑家之心力、目力針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技矣」。
江西南昌籍文學家徐世溥（1608∼1657）在〈與友人〉信中也說，「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向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章，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
陸子剛治玉的聲名，從王世貞到張岱生活的百餘年（1526∼1679）間，可說長盛不衰。同時也可借此推定，陸子剛與王世貞相比，應該略為年長，最少也年齡相仿。香港中文大學所藏利氏北山堂捐贈子岡款白玉小圓盒，底部有一圈篆書款：「嘉靖辛酉，陸子剛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