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驢子站在漂浮於水面的小艇上，看來垂頭喪氣、無助、迷惘，場面尷尬。

這個專輯之所以發生，是來自於上一期「藝術的政治」專輯中的「撞擊工作的藝術工人」（strike worker）概念的刺激，史戴爾（Hito Steyerl）對撞擊工作狀態的解釋是：「撇開家務和照護工作不算的話，藝術將是勞力與付出最不對等的產業。它得靠不支薪實習生和自我剝削的主角們，將時間、精力花在相當於各個層面和幾乎大小事通包才能維繫。而看不見的免費勞力和全面剝削，正是讓文化單位如常運轉的暗物質。」藝術工人的生存（付出勞動力）狀態究竟是如何，湯皇珍等人致力發起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應該是對此的最佳例證之一，他們一直努力地拋出一個重要的對於官方藝術政策思維：「工作等於收入」的大聲質疑，認為藝術創作無法被量化，「資本主義裡求取工作的完整概念及支用生命時間，在這個概念下藝術家不只真在『工作』，更是主體存有的『工人』」，這就是湯皇珍〈「藝術工人」：雙括弧〉一文給我們的提示。

第二部分，藝術家高俊宏〈我是如何成為一位藝術辯證工〉以回顧自己如何一腳踏進他所謂「忙碌無比、要錢沒有爛命一條的藝術辯證工」圈子裡，進而去提出台灣藝術家面對「工作內容」的巨大改變，可以有什麼新的思考方向，而「文化間美學」（intercultural aesthetics）可能就是個契機；他另一個積極的思考點在於，如果多數藝術辯證工自認為處於社會邊緣，那麼，善用「邊緣者」這種游離狀態反而可能創造另一種有利位置（能獨立執行批判工作）的先機。另一篇徐明瀚的評論〈《蟑螂屋》中的吶喊—從「流感•疲勞」談七年級困窮藝術家的虛境實擬〉，年輕藝術家吳其育作品〈蟑螂屋〉與「流感•疲勞」一展帶出了他對於「在藝術的包養機制卅困窮處境中，台灣年輕一代藝術家如何從『流變為動物』的哲學問題轉往『成為動物以後』的生存問題」的觀察。吳其育在他個展中透露的「尖叫」掙扎之姿，或許可以作為台灣目前年輕藝術家生存處境的參考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