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些攝影影像在快門瞬間開啟時，也即是影像顯現的時候，鏡頭前那些片刻止息的萬物突然間重獲生息再度遁走消逝於他處，此刻影像尚未是影像，或只是近乎影像，沒有人能宣稱他是報導記錄，或見證，當然更不可能是檔案，或任何其他類型。此種不可見的萌生狀態，決定攝影影像的時間性，意義，其後衍生的論述型態也緊繫於此。簡單地說，這即是意味，攝影論述的場域應該是影像顯現的可能開展，而非封閉，掩藏此種可能性於任何一種指稱、敘述性意向要求下。──陳傳興（註）

這段話，或許可以作為串連起我們這個專輯中藝術家說文本與兩位台灣論者的線索。

首先，奧地利藝術家弗利德（Peter Friedl）在〈製造中的歷史〉（History in the Making），主要為我們開啟了關於攝影如何作為再現歷史、文化與政治的工具的討論，亦即，攝影與其背負「見證、召喚真相」功能之間相互纏繞的問題，而他也在文中提出「意義具決定性的是閱聽，而非言說」的看法，以大量的歷史事件與其相關的攝影檔案與藝術作品，來說明攝影如何再現歷史的意義，其實也都與攝影影像如何被不同觀看閱讀的角度與書寫立場所左右有關。

不約而同地，陳蕉與王聖閎兩位論者都從弗利德的論點提出了各自的反駁與再申論。陳蕉認為，弗利德關於攝影的提問在一開始已然失效，原因即在於弗利德錯失了攝影影像本身某個極關鍵的本質問題，亦即攝影影像在閱讀上存在著訊息的開放性或曖昧含混性（ambiguity），此召喚出的形象是「失落的」，因為它永遠屬於想像所再造出來的一種意義一再變化的產物，即是，「攝影影像必然是種失落物」，她並且由此進一步去討論攝影影像自身作為「失落物」的完全力量可以在哪。而王聖閎也從弗利德提問所顯示的缺失這個基礎上，再去就幾個層次去討論當代攝影影像如何可以「穿越『再現真實』的泥沼，進一步去催逼出影像本身既有潛在的可能性，從「相遇」（encounter）進而推論到「差異化表達—其差異化表達不僅是對既有認識、再現模式的逃逸，更是對任何假定前提（presupposition）的積極破壞；這樣的混沌之物總是存在各種促使感性思考的可能性。」這樣的說法，便是他所提出積極的幫助攝影逃離「再現真實」思想禁錮的見解。

弗利德目前工作、生活於柏林，曾參加過1997年第五屆與2007年第12屆的「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1980年代起，他也出版眾多論文與專書，如《Working at Copan》（2007）、《Playgrounds》（2008）以及《Secret Modernity: Selected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1981–2009》（2010）等。

策畫｜吳嘉瑄
翻譯｜張瀠之
作者｜陳蕉（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王聖閎（《藝外ARTITUDE》特約主筆、北藝大美術系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