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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提醒我們，1980年代隨著技術變遷、組織改造與管理方式的調整，導致1990年代從工業化的世界變成一個網絡化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人際互動模式、社會所需的關鍵性角色、以及時間組織方式的想像全然不同於以往（註2）。希亞佩洛（Èva Chiapello）更進一步在這個論斷上指出，19世紀以降與工業化世界一同出現的藝術系統，是藉由藝術作品與藝術家的「整全性」來對工業社會「零件化」提出強烈的批判；然而這樣一種批判在網絡化的世界中已經失去其主要的力道，因為以控制（control）為首要目的（註3）的管理資本主義，（註4）藉由「彈性」與「多樣化生產」兩項主要特質，在象徵性符號的消費層面上以「趕流行」的方式為零件式個體的慾望滿足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撐（註5）。在網絡化的世界中，瓶頸問題因而落在新價值（value）的創設、共享平台（「系統」）的設計、納入偶發性風險事件的計算這三件事情上（註6）。「創造新的價值」之所以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就在於網絡化社會的資訊遠遠超過一般人的負荷，相對而言就更難使得原本具有不同關切方向的一群人聚焦在同一個目標上，只有藉由創造不同於以往的價值體系，才可能重新調整已經固定下來甚至僵化的組織方式。在新價值的提出之後，如何「設計一個共享平台」就成了重點的所在。在網絡化的世界中設計一個共享平台，意味著必須同時間決定作為系統的共享平台以及這個系統可以發揮作用的選擇域範圍（註7），簡單地說，我們不僅必須確立系統的基本功能單元有哪些（也就是最起碼必須要有哪些不同的角色才能恰當地運作某個專案團隊），也必須為這個系統能夠介入的事件提供一個清楚的範圍，才不會讓專案型團隊錯誤地又涉足與計畫無關的領域，導致專案型團隊的失能。除了新價值與系統設計外，一個網絡社會中的團隊還必須具有足夠的容錯性（fault tolerance），一個專案型團隊之所以能夠被認為是具有容錯能力的，一方面意味著參與者彼此間能力的正確定位，不會因為功能上的相互競爭而導致團隊崩解，另一方面卻也依賴功能上的相互支援，在某些功能單元（不管是團隊成員、資源、還是技術設備）短暫失衡的時刻，其他的功能單元能夠暫時性地分擔某些任務的執行，直到這個功能單元重新恢復穩定為止，此時，「納入偶發性風險事件的計算」就變得非常關鍵（註8）。

策畫∣吳嘉瑄、王柏偉
作者∣葛羅伊斯（Boris Groys）
　　　王柏偉（藝評人，《藝外ARTITUDE》特約主筆）
　　　吳嘉瑄
翻譯∣王聖智（自由譯者、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