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淨、清晰，是這個本屆台灣館展所呈現出的最明顯的特質，相當符合策展人鄭慧華的策展與挑選作品的風格，也是北美館操作台灣館一貫的路線。王虹凱的作品〈咱的做工進行曲〉直接投影在建築滄桑斑駁的牆面上，巧妙地呼應了她家鄉雲林超過百年的製糖廠空間，以及曾經在那裡奉獻大半生歲月的退休員工與家屬他們或許微不足道、但卻真實無比的生命歷史，意外地為這件作品頗具質感的畫面再加分。而蘇育賢的展間則採取他一貫擅長的物件化布置形式，就像是一個唱片行一般，人們走進去拿起耳機便可靠著觀看並且聆聽蘇育賢為拾荒者、外籍船工、流浪漢等所錄製的音樂專輯，作品明亮的空間所暗示的「樂觀」氣息，更加突顯出蘇育賢所謂社會底層的殘破與無能為力，一種「疲軟的真實」。 相較於蘇育賢略顯刻意的取樣—對此他並不否認，他說他藉此試圖去挖掘社會某些「不被看見的那一面」，由鄭慧華內舉不避親地邀請的張鐵志與羅悅全所統籌企畫、強調「對台灣社會產生改革推動力」的「聲音資料庫／酒吧」，則自然流露出知識分子的菁英品味與氣質，因而這個展中某些被聽見的聲音、被鋪陳出的台灣社會圖景，可能只是非常小眾的。

儘管如此，策展人的品味並非是最大的問題，台灣館（甚至像是台北雙年展）的路線操作才是必須關切的—台灣總是處於某種「自我身分焦慮」中，相信「必須」與國際對話，急於發聲以確認自身位置，此種台灣試圖與西方同步的國際形象行銷的思考模式，往往牽絆住官方當局者與策展人的眼界（儘管這多少有不得不為之的因素在內），以至於展覽與作品似似乎越來越走向「質勝於文」的形式表現與對於某些特定議題（如全球化或社會批判）的偏好（或者，我們只能生產處理這類議題的策展人？），在看過大大大小展覽後，特別像是許多人都叫好的賽浦勒斯與葡萄牙館展覽，這個感觸就格外深刻，我相信，國力絕對與對於藝術的思考深度╱方式—無論是表現形式或議題等—無關。另一方面，這裡延伸出的另一個可能的問題便是展覽政治學（策略）的問題，如果說，台灣館的國際形象行銷是北美館與策展人不得不的任務之一，那麼，在有如大賣場一般包山包海的雙年展作品中，「質勝於文」的形式（儘管我們的策展人與藝術家都誠意十足）其實就有討論與修正的空間。 除了台灣館之外，另外還有兩場陸蓉之策畫的「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聯展，以及謝春德的「春德的盛宴」個展，雖然兩位策展人與藝術家運作著力甚深，可惜的是這兩個展仍屬聊備一格的為台灣在國際間增加能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