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自我反觀」經常以「某種強化的意識、自戀於理智主義的形式，或是優越的思想體系所萌發的洞察力」（註2）為其特徵與標誌。但是他比較強調一種掩蓋掉文本及其由來，使作者位置渙散化，進而使觀者或讀者得以顯現的自我反觀概念。在訪談中他也指出：「也許有人認為自我反觀就是自我反射（self-reflection）的一種，但我不這麼認為，自我反觀更像是一種目的為了『不要看起來像是為了什麼而做的事』的行為。」（註3）換言之，對佐赫德來說，「自我反觀」並不同於美學家丹托（Arthur Danto）所言，當代藝術於1960、1970年代所遭遇的那種黑格爾式的哲學性自覺；「自我反觀」並非一種「批判意識層次」的躍升。

但是這樣的思維並不容易落實在台北雙年展的論述場景中。相反地，雙年展所顯露的自我批判姿態，目前看來更像是佐赫德所說的「你我心照不宣」的共謀情境。如果觀眾都消極地接受了「這些顛覆終究不過是徒留姿態的自我搬演」的事實，那麼它確實只是一種「我們都非常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的虛幻場景（註4）。要言之，縱然「自我反觀」最基本含義便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但是僅僅讓一個樸素的「我」的主體概念現身卻是遠遠不夠的。而就機制批判的角度而言，只是展現雙年展本身與館方溝通、交涉、商議的某個剖面（而且是在諸多條件被縝密監控的情形下），相較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之「自我反身性」概念版本中，那種戮力探求文化位階與資本，並使行動與判斷之限制情境變得鮮明的深刻檢討力，其實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倘若必須描述雙年展現階段的「自我反觀」狀態，某種「極度著迷於自身鏡像的自戀情境」恐怕是比較貼切的形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