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地，美術館參觀人數如今已混沌化為一種單純的數據、一種景觀盛況，變相扭曲成官方文化政策的正當性來源。但是嚴厲指出其背後根深蒂固的量化思維，以及據此建構的「公民美學」的貧乏想像，似乎仍不足以破除文化官僚體系依舊一意孤行的狹隘信念，這是我們如今再也無法迴避的體制現實，而這個體制現實不斷以淺薄短視的政商利益及都更願景，限縮在地藝術經驗的主體性與批判性。

如果說，美術館意欲在大型特展上搭建起某種親民、俗眾的藝術信念，而此一信念確實逐步凝聚出一套成熟、兼容並蓄，且同樣重視在地藝術經驗的公民美學，那麼即便其品味、價值觀、意識型態皆與當代藝術社群相左，都值得大力鼓勵。但現今這個偏狹的「特展」操作思維，卻不是導引廣大觀眾學習尊重歧異少數—正如印象派之於19世紀主流的學院沙龍—所堅持的美學潛能，並懂得在當代公民社會之中，給予任何邊緣實踐適當的發展空間。相反地，它灌輸的仍是一種扁平化的文化想像，讓藝術賞析活動依舊侷限在中產階級閒暇生活之餘的陪襯點綴。此思維無助於我們反省從「費城展」到「莊普地下藝術展」之間，究竟存在何等龐雜糾結的意識型態鴻溝。相反地，美術館表面上宣稱尊重多元價值，實則是徹底棄讓在地文化詮釋的自主視野，讓民眾成為新自由主義「虛偽開放性」的背書者。而空間本身，也再次扭曲為不同文化群體相互爭奪資源與檔期的單純角力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