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僅僅一個世紀之距，義大利式戲劇還曾經是歐洲人的大眾藝術，但是今天走進劇院的人愈來愈稀少了，誰還要竭力否認這個門庭冷落的事實，只會愈顯得可笑。但你可能不知道，無數在數位大眾媒體、Youtube和電視機前的「我」就是這個改變的製造者，讓傳統戲劇形式受到嚴厲的票房挑戰，也改變了戲劇藝術的命運，或更具體地說，今天歐洲傳統義大利式戲劇已如活古蹟一般，逐漸只能在人們的懷舊感裡倖存著，或是依賴政府的補助保護。然而，卻有另一種「戲劇」在今日前所未有的興盛，例如：娛樂體驗工業、流行文化。失落之士不免唏噓嘆問：資訊化的中世紀已然降臨？這個「轉移」的事實，並非意在倡導文化民粹說，而是為了突顯當代的「民主文化」，大（觀）眾們直接用自己的腳、用眼睛、用耳朵、用行動，去決定、選擇他們的藝術品，讓藝術以他們想要的「狀態」發生在他們的生活裡、實實在在伴隨他們生命的起伏。但這個「興起」與「沒落」的現象提醒我們一個非常迫切而必要面對的課題：傳播科技的發展，既深且廣地造成各種文化形式範型的革命性「轉移」，藝術如何在這個文化轉移的過程再適應、再開疆拓土，為新世代的感性表達找到新的場域？

誠如法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悻悻然言道：「真實已然絕跡無蹤。」同時，他宣告了超真實（hyperréalité）的戲劇性在當下已經占領了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場景，不僅單獨的個體被戲劇性的商業消費影像纏繞，連我們集體的社會實踐也被制約在超真實的維度中發生，在這個文化悲觀論與對影像的恐懼思考，影像的力量經常被視為一種威脅，並被貶抑為現實的替代品（複印、再製、擬像）。但是，我們也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待超真實的數位生活：如果擬像物不只是被理解為一種新自由世界經濟的產物，而是一種能重大改變人類全體性共存的溝通交流過程，我們如何在這個共時而多層次、不斷變幻的境況下，與這個世界交互連結？又如何能在這個新的「世界域」中得到一個創新的局面？藝術家是否能投入製作一種具有啟發性的影像？藝術創作如何能進行「自我命題化」來擺脫那個過氣而老舊的「白盒子」、「黑盒子」幻象製造機制，將被動地消費「再現」轉進積極「創造」？西方哲人從來都不忘以淑世的文化倫理觀，提醒藝術家透過藝術來影響群眾的重要性，例如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就曾經說：「藝術長什麼樣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來做什麼？」而現代戲劇之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更直接把藝術當成一種政治工具：「藝術不是一面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一把打造它的鐵鎚。」上個世紀的藝術家以戲劇藝術淑世的理想其實看來有點愚公移山。但是今日數位「世界域」裡的民主公民，讓藝術擁有前所未有的廣大舞台，所謂的「觀眾」就是無數雙的眼睛和耳朵，他們就是改變世界的製造者，這使藝術能真正對社會產生廣大的政治效應。而藝術從此不再「活生生」地發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