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亞洲藝術雙年展」，其命名所給予的政治任務使命，讓每一屆的亞洲雙年展都面臨這樣的自我挑戰與外界質問：展覽（或者也可以說是國美館）是否能真切地架構起一個台灣觀點下的亞洲論述？
從展覽的操作上來說，主辦單位國美館從第一屆開始便不假外人之手策畫亞洲雙年展，而是刻意培養館內策展人，便可看出國美館試圖藉此一方面演練其雙年展的業務，另一方面也是為著研究或研發所謂「亞洲」議題的目的。從第一屆的「食飽未？」、第二屆的「觀點與『觀』點」，到第三屆的「M型思惟」，乃至今年的「返常」，我們可以看出亞洲雙年展在議題操作上的變化，從台語問候語發展而來的「食飽未？」，以及強調亞洲地域對話性的「觀點與『觀』點」，基本上仍都屬於「直覺」式的宣稱；換句話說，「食飽未？」與「觀點與『觀』點」並未提出有效討論的命題，它們僅僅作為一種宣示，強調亞洲雙年展欲從台灣自身地方性的概念（食飽未？），演進到對外的相互連結（亞洲各地區觀點的激盪）的企圖。而到了「M型思惟」與「返常」，我們才真的見到策展人黃舒屏開始對於亞洲雙年展的任務使命—架構一個台灣觀點下的亞洲論述這件事有所著墨，在前者，黃舒屏以「Medi(t)ation」為題，一方面強調文化多元背景下的斡旋調解（mediation），另一方面則主張「靜思調息」（meditation）的美學；而後者，黃舒屏則以日常生活為題，去觀察亞洲各地區的藝術家如何檢視、考察其生活周遭「日復一日的常性」之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