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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檔案時代的藝術作品: 豪華朗機工「福」個展中的收藏問題

文∣王柏偉 圖/攝影∣豪華朗機工

藝術團體豪華朗機工5月中於就在藝術空間的「福」是台灣近幾年少見的、針對作品與典藏兩者關係提問的重要展覽。

操作化
正如黃建宏已經注意到的,豪華朗機工這次個展是種「操作型收藏」(operative collection,註1)。在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78-79〉與豪華朗機工〈一天表演〉兩個作品間拉起關係的,正是「操作化」這個概念。

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典藏」問題,我們發現美術館與藝術史於19世紀的興起破壞了16∼18世紀自然史時期的典藏觀念。正如布列德坎普(Horst Bredekamp)所揭示的,自然史時期尚無我們當今對於藝術的想像方式,現今我們稱之為藝術作品的人造物在時人的奇珍典藏室(Wunderkammer)中與許多動物標本或來自其他文化的奇異物件共同展示,整個展場空間呈現的是一種對事物秩序的靜態想像(註2)。18世紀末對「品味」問題的重視與探討已經反映了共同事物秩序被破壞之後所產生的問題。品味之所以成為問題,就在於印刷術的傳布帶來更大量的閱讀人口,間接導致第三等級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既有貴族階級的美感標準受到衝擊(註3),品味與貴族出身兩者間的親和性關係大幅被破壞,現代時期的藝術批評與藝術史代之以紀念碑與文件想像。以藝術史的方式來為藝術作品定位,就像傅科(Michel Foucault)所提到的,是一種以檔案記錄的方式來塑造紀念碑,並在圖書館中(紙堆)將這種結論給文件化的手法(註4)。這種手法以「藝術作品在藝術史上與藝術總體世界中的定位」來取代「品味」這種依賴階層身分的美學判斷方案。

 
  全文請見《藝外》2012年7月號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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