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1990年代末起曾有一段時間，當代藝術以為從此只需要浸淫在消費社會過剩而歡愉的符號拼貼，以及後現代風格混仿（pastiche）所搭建的浮華世界裡就好——我們再也不需要像1980 年代的藝術前輩們一樣，無論作品或言行都流露出與某個「巨大體制」對峙的態勢，或者必須將創作戮力組裝成一部抗爭機器，聲嘶力竭地雄辯著——彷彿社會已經邁入發達且成熟的階段，一位藝術家無須高舉什麼批判意識，刻意標榜從事某種社會介入。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便是作為一個絕對自由的個體，只需要對其藝術自主性與美學經營負責就好。但如今看來，這樣的幻象不僅仍只是幻象（而且錯的離譜），那個有待嚴加批判的「巨大體制」也從未遠離過。
在這個未來愈加混沌不明的年代裡，台灣當代藝術創作面臨的是一個實驗性空間與容錯率都無比緊縮的嚴峻情勢。如今，要能勾勒出截然不同的藝術面貌，操作出具體可行的實踐路徑，甚至，藉此產生實質的批判效力與社會影響力，有賴藝術工作者們以有別於過去舊有的生產模式暨合作模式，去進行人力物力的整合、調度、協商和部署。這意味著，藝術工作者們再也不能固守於傳統而僵化的創作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