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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點和自我之間 「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與國-族影像表現的幾種典範

文∣王柏偉 圖/攝影∣本刊資料室

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從球面形態學(Spherology)的歷史考察出發,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全球化與世界史(world history)三者乃是西元1492至1945年這個「大地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因此必須放在一起考察,才能較為全面地理解「大地全球化」之後的「電子全球化」時代(註2)國族與地方認同的反撲到底所為何來,以及為何採取某種特定的形式。
斯洛特戴克指出,大地全球化時期民族國家興起的原因,就在於宇宙全球化時期對於「土地」的思維與大地全球化時期新型態的、個體化的「主體」理論結合(註3),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主體,並將主體的位置(也就是這個政體的象徵位置)放在主權者身上,土地轉化成民族國家的「領土」(被主體所占有的土地),成為斯洛特戴克所謂「族群的容器」。最明顯的例子表現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 1651)一書封面的圖示上,畫面約區分成上下兩個部分,佔有畫面上半部3/5空間的巨大主權者內部被盈滿的人民所填充,下方2/5有著領地及其外廓(註4),主權者與領地兩者上下對應,具體展現了身心二元論與整體性(容器)之間的必要關係(註5),人民、主權與領土因而被認定為組成民族國家的三個必要(也就是實體性的)條件。斯洛特戴克認為,為了考察不同的全球化時代演化,我們可以將之抽象為「地點-自我-同一性(認同)」三元結構,並研究這個三元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地區的表現形式。
對本文來說,我們將問題意識更縮限在台灣的範圍內思考:如果將台灣錄像藝術類的國族影像作品放在「地點-自我-認同」的軸線上來考察,我們有哪些典範?

 
  全文請見《藝外》2014年8月號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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