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從球面形態學（Spherology）的歷史考察出發，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全球化與世界史（world history）三者乃是西元1492至1945年這個「大地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因此必須放在一起考察，才能較為全面地理解「大地全球化」之後的「電子全球化」時代（註2）國族與地方認同的反撲到底所為何來，以及為何採取某種特定的形式。
斯洛特戴克指出，大地全球化時期民族國家興起的原因，就在於宇宙全球化時期對於「土地」的思維與大地全球化時期新型態的、個體化的「主體」理論結合（註3），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主體，並將主體的位置（也就是這個政體的象徵位置）放在主權者身上，土地轉化成民族國家的「領土」（被主體所占有的土地），成為斯洛特戴克所謂「族群的容器」。最明顯的例子表現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 1651）一書封面的圖示上，畫面約區分成上下兩個部分，佔有畫面上半部3/5空間的巨大主權者內部被盈滿的人民所填充，下方2/5有著領地及其外廓（註4），主權者與領地兩者上下對應，具體展現了身心二元論與整體性（容器）之間的必要關係（註5），人民、主權與領土因而被認定為組成民族國家的三個必要（也就是實體性的）條件。斯洛特戴克認為，為了考察不同的全球化時代演化，我們可以將之抽象為「地點－自我－同一性（認同）」三元結構，並研究這個三元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地區的表現形式。
對本文來說，我們將問題意識更縮限在台灣的範圍內思考：如果將台灣錄像藝術類的國族影像作品放在「地點－自我－認同」的軸線上來考察，我們有哪些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