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浩如煙海的歷史文化遺產中，銅鏡作為古人正衣冠、飾面容的生活用品，從距今四千多年齊家文化的〈七角星紋銅鏡〉開始，經歷了戰國、漢唐的輝煌，宋元的衰落，直至清末玻璃鏡的普及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縱貫中國古代歷史。銅鏡既是中國古代藝術家的豐富想像力和卓越創造力的體現，也是古代青銅工藝的高超技藝的載體。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珍品，亦是研究其所處時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及時代風尚不可缺少的實物資料。遼代的銅鏡處於承前啟後的轉折期，「遼鏡不僅繼承漢、唐、五代鏡遺風，又融宋鏡為一體，並影響金、元兩代，起到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劉淑娟《遼代銅鏡研究》），遼金時期的銅鏡是中國古代銅鏡由高峰走向衰落前的最後一顆明珠。
遼寧省博物館（以下簡稱「遼博」）藏傳世銅鏡的數量較多，登記入文物帳的就有二千餘件。這些銅鏡的來源，除原藏外，主要是一九六七年始於鐵嶺市有色金屬熔煉廠搶救性揀選的一批器物。其餘有從北京、洛陽、瀋陽、撫順等地文物商業部門徵購的，有個人或單位捐贈的，有上級主管部門撥交的，形成了遼寧省博物館現有銅鏡的庋藏局面。遼博收藏的銅鏡基本涵蓋從春秋到明清各個時期的主要類型，且極具地方特色。其中，遼金時期的銅鏡，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藝術價值上，在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遼博藏遼代銅鏡精品迭出，〈迦陵頻伽紋銅鏡〉、〈四象龜背紋鏡〉、〈雲龍紋銅鏡〉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從紋飾入手，將館藏遼鏡分為龍紋鏡、宗教鏡、龜背紋鏡、花草紋鏡、雲雁紋鏡和銘文鏡等六類。
縱觀遼代銅鏡，由於工匠多為被劫掠到遼地的漢人，有遼一代的銅鏡大體延續了唐、宋時期銅鏡的風格，亦製作具有草原游牧特徵的契丹風格銅鏡。遼代銅鏡既秉承唐代銅鏡的風格，又融合宋代銅鏡的韻味，形成了契丹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的獨特特徵。遼鏡在藝術上具有獨到之處，基本形制不外乎圓形、亞字形、葵花形、八角形等。
龍，是在華夏大地上孕育出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裝飾在銅鏡上的龍紋，具有避百邪、鑑萬物的寓意。最早的龍紋銅鏡出現在戰國時期，河南上嶺村虢國墓地一○五二號墓出土了最早的龍紋銅鏡。戰國到兩漢時期是銅鏡上龍紋經歷了肇興到繁盛的發展歷程，多為蟠螭紋、夔龍紋、盤龍紋等。隋唐時期，龍紋銅鏡構圖更為成熟，線條流暢，造型生動，堪稱後世典範。遼代龍紋銅鏡在繼承唐代龍紋風格的同時，充分展現了契丹人豪放、不拘一格的藝術特徵。整體風格上，遼鏡龍紋「初期繼承唐、五代龍紋風格，氣勢磅?。中期龍身蜿蜒盤繞、儀態豐滿，使得這一純屬虛構的藝術形象達到一個完美成熟之境地。後期佛、道之風興盛，龍紋也披上宗教色彩」（劉淑娟《遼代銅鏡研究》）。遼代龍紋銅鏡可分為盤龍紋和雙龍紋兩大類，多採用浮雕、刻劃等技法，以雲龍紋銅鏡最具特色。遼〈雲龍紋大銅鏡〉─鏡背採用細線刻牙法雕雙龍為主紋，地紋為三角形集錦紋。雙龍盤繞於鏡鈕，作飛舞、騰躍狀，線條遒勁有力，二龍周身間飾卷雲紋。鼻鈕，鈕內貫粗鐵條。此鏡雙龍刻劃相當細膩精緻，銅質精良，色澤亮潔，是遼鏡難得一見的精品。
遼〈龍紋折枝花紋銅鏡〉─扁圓鈕，圓鈕座。雙線夾連珠紋帶將鏡背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環飾四條奔騰狀龍，外區為折枝花紋。鏡緣尖銳而突起，如匕式。
有遼一代延襲了唐代「三教論衡」的傳統，將契丹人的原始宗教薩滿教與漢民族地區流行的佛教、道教並行發展，形成具有契丹族特色的多元並存的宗教形態。
遼地的佛教傳播早期集中於漢人所在區域，隨著遼代的建立和統治的需要，佛教逐漸取代薩滿教，得到統治者的保護和支持。對佛教，遼代基本上採取利用、容納和懷柔的政策。佛教對遼代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上層建築層面，更是深入到遼人的社會生活當中，社會風俗、服飾、日常生活等都受到佛教影響。銅鏡作為日常生活中必需品，其紋飾題材深受佛教影響，出現了眾多反映佛教題材的銅鏡，主要紋飾有迦陵頻伽紋、卍字紋、火焰朱紋等。
遼〈迦陵頻伽紋鏡〉─半圓鈕，無鈕座，邊緣寬平素面。鏡背鑄凸線迦陵頻伽紋，兩人首鳥相對，張雙翅，戴蓮冠，雙手各捧一盆三葉花，手腕及上臂均有飾物，人首鳥上下襯有花葉紋，人物與花卉空白處填黑漆為地。迦陵頻伽是佛教故事中的神鳥，人頭鳥身，譯名美音鳥或妙聲鳥。據說這種鳥生在雪山中，未出殼就能鳴，出妙音若天若人，聞者無厭。整個圖案雖未表達妙音鳥的曠谷清音，卻也給人一種遠離塵囂之感。唐代流行飛天迦陵頻伽紋，該鏡以此為圖案，顯然是唐風遺韻，同時也反映了佛教在遼代的深遠影響。此鏡鏡形較大，紋飾清晰，線條流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