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七九六年，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1760〜1820）即位，改元嘉慶。作為大清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嘉慶此際承繼大統，權力交接的背景卻與過往的世襲傳承有所不同。他能在此時登基，實緣於其父清高宗乾隆皇帝昔日「禪位」諾言相關：「昔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躋八十有五，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因此，乾隆在主政六十年、仍健在之時，便將皇位禪讓予第十五子顒琰。乾隆雖言退位，卻仍以「訓政」之名主持朝綱。嘉慶初年的朝政時實際處於「一國三主」的情況—太上皇乾隆、名義皇帝嘉慶和權臣和珅。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駕崩，乾隆去世次日，嘉慶帝便迅速解除和珅的職務，並在半個月後將其賜死，正式取回實權。雖然厲行改革、整頓吏治，但嘉慶皇帝所承接的已是一個外表光鮮，內裡早就千瘡百孔的帝國。乾隆朝曠日持久的腐敗朝政積弊已深，嘉慶元年爆發的白蓮教之亂（1796〜1804），正是人口壓力、土地兼併、吏治腐敗交織作用下的產物。為了鎮壓這場參與人數多達幾十萬、歷時九年，遍及五省的民變，清廷共耗費白銀二億兩，相當於當時國庫五年財政收入，沉重地打擊了帝國財政。嘉慶十八年（1813），爆發天理教之變，僅七十二名教徒竟攻入紫禁城，進逼皇宮，震驚朝野。鋪天蓋地的民怨動亂，徹底撕下「盛世」的最後面紗，一種普遍的危機感與不確定情緒開始在士人心中蔓延。
至道光朝（1821〜1850），鴉片走私導致的白銀外流更加劇了經濟紊亂，最終在道光廿年（1840）爆發英軍侵華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清廷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開放五口通商。戰爭的結果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宣告了大清帝國傳統天下秩序的崩解，呈現「內憂」與「外患」雙重疊加的困境，清朝由盛轉衰的結構性問題已積重難返，這個時期也被稱為「嘉道中衰」。
從歷史長河的時間軸來看，嘉慶初至道光末這五十五年期間，是帝制中國從盛世輝煌滑向全面危機的關鍵轉折期。它一端連接著「康乾盛世」看似炫目卻已顯疲態的餘暉，另一端則通向咸豐以降內外交困、列強進逼的危局。在政治史之中，這常被視為一個國力持續下滑、危機不斷累積的「衰世」；然而，在文化藝術史，尤其是清中晚江南文人畫的譜系中，卻有不少書畫先驅者並未沉寂於時代的壓抑，反而在變局中轉向思辨、內省與在地關懷，煥發出一種新穎的創造精神。本期「道嘉風雅」專題，我們將深入這一個歷史夾層，聚焦於嘉道年間江南地區文人畫家群體的現實境遇與藝術抉擇。
在傳統清代繪畫史的敘事中，「四王」的正統山水譜系、異軍突起的揚州畫壇與近代「海派」的應時蓬勃，構成了一個「貌似清晰」的斷代框架。在數座畫派峰頭之間，嘉慶、道光至咸豐朝的六十六年（1796〜1861），因缺乏聲勢浩大的「主流風格」，長久以來受到畫史書寫的忽略。但事實上，這個在外憂與內患中劇烈嬗變的時代，文人畫家們卻在國運衰退、學風轉向、社會動盪的多重壓力下，進行了一場安靜卻深刻的藝術變革。
中國文人畫的核心特殊性，根植於其創作主體的身分與學養。文人畫家首先是一位「文人」或「士人」，在傳統科舉制度與文化教育的陶養下，多半兼具深厚的經史學養、詩書造詣與繪畫才華。山水畫，則被視為文人畫精神空間的最佳寄託，不僅因其契合文人「以畫為寄」的傳統，能有效承載個人志趣、哲學思想與生命感悟，更在於其創作與鑑賞所要求的精深技術與學養，構築了專屬的崇高場域。
文人畫，是中國繪畫史上一種獨特且關重要的現象，且在此脈絡下，畫家也常身為理論闡述者，能集創作實踐與理論建構於一身。在清中葉畫壇的變局中，這個的特徵充分地展現在方薰與錢杜兩人身上，並且成為推動文人畫內部轉向的核心動力之一。
方薰（1736〜1799），字蘭坻，一字嬾儒，號蘭士，又號蘭如、蘭生、樗盦生，浙江石門（今崇德）人。詩、書、畫並妙，尤工寫生，與奚岡齊名，時稱「方奚」。方薰之父方槑甚擅繪事，亦通詩書，方薰自幼受家學薰陶並伴父親之遠遊四海，見識名山勝水、古蹟名剎，更與江南藝文圈交往深厚，名聲日隆。方薰中年時入贅梅里王氏，居嘉興，晚年受阮元（1764〜1849）邀請前往杭州，一生雖多在桐鄉、石門一帶周遊，卻與江浙各地詩書畫名家、收藏家交好，親閱不少傳世真蹟名品。
《山靜居畫論》為方薰晚年著作，成書於一七八○年前後，歸納方氏生平藝事心得感悟，不襲前人所言，遍涉歷代畫家技巧、風格的評論及畫作賞析等。當時正值「四王」末流弊端日益顯露之際，方薰對此積弊提出針砭：「海內繪事者，不入石谷牢籠，即為麓臺械杻，至款書絕肖」，披露當時畫風僵化、缺乏個人特色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