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江南水鄉、魚米之地。在唐宋時期已是全國農業中心。自三國、東晉以來，蘇州早成為歷代書風鼎盛之地、人文薈萃之都。元代文人名士亦將之視為「城市山林」，文壇、藝壇名家妙手輩出。
入明之後，蘇州一躍成為書畫活動的文化重鎮，以沈周（1427〜1509）為宗師、文徵明（1470〜1559）繼立並發揚之的「吳門畫派」，在地域上以蘇州為活動範圍，組成成員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在畫論與藝術表現上續接宋元的筆墨形式，並全面擴展至山水、花鳥、人物三大門類中。明代吳門畫派名揚天下，據《吳門畫史》載以人數論就有八百餘名，這一風格鮮明的畫派更在明中葉以降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除了直接宗法沈周的文徵明、唐寅之外，還有沈橒、王綸、陳煥、陳鐸、杜翼龍、謝時臣等。文徵明的家族成員和弟子勢力更為龐大，如文嘉、文伯仁、陸治、錢穀、陳淳、陳栝等，吳門畫派正是在文徵明時期臻至鼎盛高峰。
但自文徵明及重要傳人歿後，吳門後學逐漸走向「甜俗纖媚」，晚明王世貞、范允臨對此多所針砭：「間有取法名公者，惟知有一衡山少少，髣髴摹擬，僅得其形似皮膚，而曾不得其神理。曰：『吾學衡山耳』。殊不知衡山皆取法宋、元諸公，務得其神髓……此意惟雲間諸公知之，故文度、玄宰、元慶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蘇州一地吳門畫風的衰落，一來受到市場造偽風氣的波及，再者也因大量書畫作品隨著嘉興藏家項元汴（1525〜1590）崛起而轉移，這時以董其昌（1555〜1636）為首的松江畫派崛起，順勢吸收了原本專事吳風的畫家團體。清朝初年，承襲董其昌衣缽，集古人成法於一身的「四王」山水正統畫風，基本壟罩整個清代畫壇，其餘零星出現者如「揚州畫壇」、野逸「四僧」等，均影響有限，難成分庭抗禮之勢。
即使如此，吳門畫派的星火並未就此熄滅，活動於江南地區如京口、金陵、杭州、蘇州等處的地域畫家，逐漸出現脫軌四王而另尋蹊徑的現象。嘉慶、道光年間，杭州畫家錢杜（1763〜1844）《松壺畫憶》指出：「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松壺畫贅》說：「余每謂董文敏畫筆少含蓄，王司農有筆而無墨」。均劍指「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的正統派發出批評，流露對於「人人大痴、家家一峰」大主流的厭倦，進而追求「令人神襟為之一暢」的「變」。錢杜也明確指出，求變的途徑正是「近師文沈，遠宗宋元」。錢杜嫡傳弟子程庭鷺也追記「先生（錢杜）畫由停雲（文徵明）上溯宋元，近歲用筆尤細，藤梢橘刺無不雙鉤」。
程庭鷺（1796〜1858），初名振鷺、後改名庭鷺，字序伯，因仰慕明末嘉定四先生而自號蘅鄉。早歲問業於陳文述（1771〜1843），後隨錢杜習畫、學篆刻。程氏詩、書、畫、篆刻皆能，以藝文之名盛播於江浙。程庭鷺早年忠實地延續了杭州錢杜的畫風，由於他後來留吳門甚久，箇中畫論精神也並隨著他的行跡「外溢」至其他地區。中晚年以後，程庭鷺的作品則在錢杜確立的風格基調上，明顯加入其它區域「仿吳」的傾向，如〈溪閣讀書圖〉（1856）、〈怡園圖卷〉（1857）便可明顯看出兼容並蓄的藝術樣貌。
十八世紀「吳門畫派」的式微，蘇州地區的畫壇也一度陷入「沈文唐仇，風流遼渺」，甚至「吳中久無畫師」的窘境，翟大坤的出現，無疑為蘇州畫壇注入一線曙光。
翟大坤（？〜1804），生平不詳，字子垕，號雪屏，後病耳，又自號無聞子。其原籍浙江嘉興，後寄居吳門（今江蘇蘇州）。性蕭散，好書畫，山水兼宗宋、元，下筆深秀，博采諸家之長。於倪、沈尤合度。寫生亦得沈周、陳淳遺意。歷經早年的「雜學」之後，主要從沈周入手的「仿吳」成為他的創作方向。尤其他對「粗沈」偉健華潤、自然酣暢的筆墨趣味，更是情有獨鍾。在此基礎上，翟大坤新創出一種深具實驗性、強調筆法速度感的藝術形式，透過迅疾的線條營造出畫面的視覺張力和動勢感，並刻意強化皴線轉折頓挫的力道和粗細變化，如繪於逝前兩年的〈連峰接岫圖〉（1802），正是十分典型且深具個人風格的成熟之作。這種獨具一格的「仿吳」不僅確立他在蘇州的極高聲譽，「聲名噪甚，求者眾集」，更步出本邑，成為足與奚岡、方薰、潘恭壽相埒的地域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