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熙（1801∼1860），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字醇士，號棆庵、松屏、鹿床、井東居士。道光十二年（1832）中試，入翰林院，授散館編修。道光十八年（1838）入直南書房，以詞臣供奉內廷，先後兩次督廣東學政。後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習苦齋畫絮》、《習苦齋文集》、《訪粵集》、《訪粵續集》、《鹿床小稿》、《冬熙室小集》、《野杭詩艸》、《戊戌集》等。
道光廿九年（1849），戴熙以直言粵事忤帝，以病乞休回鄉。回鄉後，執教崇文書院，僅過了幾年清閒的鄉居生活便遇到太平軍紛擾各省。時逢太平軍攻踞金陵，浙江戒嚴，咸豐乙卯歲（1855），江浙設協防局。此間，戴熙擔任重職，為訓練民兵募集軍費殫精竭慮。邵懿辰《半巖廬遺集》錄〈戴文節公行狀〉，記敘了戴熙最後幾年的生活：「修城、浚濠、練民兵、演火器、建炮臺，於錢江之上及北新關外觸暑熱奔走往來，不少倦」。
當太平軍圍杭之時，戴熙派人求救於蘇，往還才四日，城門失守。就在杭城陷落之日，戴熙遣其弟戴燾、甥魏樹芝齎書乞援張玉良，然援兵晚至，戴熙沒能看到復城，便題下絕命詩：「病軀晚歲遇時艱，八載巡防總汗顏。撒手白雲堆裡去，從今不願到人間」，遂整衣冠，投池以殉清廷。後清廷追贈尚書銜，諡文節。
戴熙一生作畫極多，浙江省圖書館藏紀年抄本《習苦齋畫絮》，完整地收錄了戴熙自一八四○至一八六○年間的數千條繪畫題跋。《清史稿》推重戴熙氣節，記曰：「及殉節，遂益為世重，同時湯貽汾畫負盛名，與熙相匹。亦殉江寧之難，同以忠義顯，世稱戴、湯云」，《浙江忠義錄》言：「熙風操介特，立朝嚴邪正之辨」。曾國藩亦曾致輓聯言：「舉世稱畫師，無人識為血性男子」，俞樾稱其：「見危授命，大節凜然，洵一代完人」。
正史記載戴熙「以忠義顯」，他的繪畫也常流露出「大丈夫」中正雄闊的品味。如其畫竹，便曾題曰：「漢之張留侯、唐之李鄴侯皆人中之竹也。畫竹要當從此等悟入，若區區於篆隸楷草間求之，陋已」。天津博物館藏戴熙於道光壬辰（1832）所繪〈煙梢滴翠圖〉正有一股雄闊的書卷氣，此畫以五色墨法寫出枝葉，工穩而又酣暢淋漓。
戴熙所繪山石，多敦實厚重、靜穆雄渾。他曾為張穆繪兩件〈小棲雲亭圖〉。一八四八年第一次畫（今藏天津博物館），卻為偷兒攫去，張穆悵然若失，復以詩索畫。〈小棲雲亭第二圖〉是戴熙於次年一八四九年所繪。張穆致祁寯藻信提及：「鹿床侍郎賜畫，小棲雲第二圖較前作尤覺雄厚，和詩亦流暢之」。此畫山石層巒疊嶂，皴法有黃公望和王蒙筆意，皴染不多，仍顯渾厚自在。山巒連亙起伏，雲氣橫貫其中。戴熙並不直接畫雲，而以山石的墨氣吐納雲氣。他曾有畫題云：「效雲氣施墨，而無墨處卻成雲氣，此中大有參悟」、「山石以畫而得，雲水以不畫而得。山石成則雲水自在，豈所謂名者實之賓乎」、「青山不自青，白雲不自白，合之則兩美，仍各適其適」，這種微雲飄蕩的畫法，潛藏著一股內在的動勢，將雲蒸霧漫的山勢地貌表現得淋漓盡致。
戴熙自署齋名「習苦齋」。「習苦」一詞最早出現於戴熙一八四二年丁父憂寓居葛嶺時畫的一套冊頁，自署「習苦主人」。《習苦齋畫絮》紀年抄本中，收錄了戴熙一八四九年的一段繪畫題跋：「奚鐵生之言曰：世固無知畫者，何必縋幽鑿險以自苦乎？予易之曰：世既無知畫者，何不縋幽鑿險以自樂乎？予自署齋曰『習苦』，蓋樂苦矣」，又於一八五七年畫題中再次感嘆：「……然鄙性喜習苦，天下之至樂，未有不從辛苦來也。彼納涼枯坐者，焉識此中興味耶」，可見其視「習苦」為通往理想境界的繪畫體驗。
一八四八年，戴熙畫一立軸〈翠幹丹崖圖〉，右下方鈐有「習苦齋」印。這是戴熙中年風格成熟時期的一件作品，屬雄闊一路。全幅山石飽滿，皴法乾淨俐落。點苔林木循Ｓ形山勢而上，山腰間的樹林烘托了主峰，墨色沉厚，有「雲中山頂，四面峻厚」之意。
戴熙的早年繪畫風格受奚岡、沈周、李流芳等人影響，線條勁健，多用濕筆，至中年風格為之一變。五十一歲自題畫曰：「四十以後，稍涉山水之勝，得窺宋元諸跡」。寓目宋元，特別是在品評巨然、王蒙、黃公望、倪瓚作品有所體悟後，戴熙便跳出藩籬而追尋自己的風格，因此不再有依傍之習，「得窺宋元諸跡」成為畫風變化的重要契機。其摹古而不囿於古，苦心孤詣而漸成自家，追尋一種「彌澹彌厚」和「滿紙筆墨而不見筆墨痕跡」的渾厚風格。他獨創的「蟬衣皴」與當時金石拓本中的「蟬衣拓」有異曲同工之效，而這一風格很大程度上就源於他對宋元繪畫的品味，將之化為渾厚，非常契合他內在的一股中正厚重的儒者氣質，也與正史中的「大丈夫」形象相得益彰。
有意思的是，在筆記小說中，戴熙又以溫婉的「戴美人」形象出現。在清代末年王伯恭的《蜷廬隨筆》中，有「老名士羞見戴文節」一則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