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童書業先生在專文〈清代花卉畫的發展〉中寫道：「（清代花鳥畫）超元勝明，雖五代、兩宋花卉畫極盛，比較清代，也有遜色」。先生為何有如此振聾發聵之言，天津博物館原創展覽「六合同春─清代後期花鳥畫特展」或許能提供一些答案或線索。
中國花鳥畫自唐代獨立成科，經宋元文人意趣的浸潤，至明清進入融合發展期。清代花鳥畫承襲前代傳統，又因社會變革與文化交流呈現出多元風貌。其以自然生靈為寄託，融詩書畫印於一體，既抒文人意趣，亦顯時代精神。尤其清代後期，隨著商業經濟勃興、市民文化崛起與西學東漸的影響，花鳥畫在技法、題材與審美意趣上均取得突破性創新。這一時期，文人傳統與市民審美交融，金石考據與西學新知碰撞，藝術家們在守正與革新間開闢多維路徑，恰如「六合同春」之題，昭示著傳統藝術在時代巨變中迸發的蓬勃生機。
此次展覽以地域流變為經、語言革新為緯，構建四大單元：
揚州自康熙朝因鹽業繁盛成為江南藝術中心，至乾隆後期隨著鹽商資本外流及太平天國戰亂衝擊，經濟地位急劇衰落。一方面由於藝術的演進往往滯後於經濟的變遷，另一方面源於揚州地區藝術發展的深厚積澱，嘉道以降的揚州畫壇在困局中仍迸發出獨特生命力。以羅允紹、朱本、吳熙載等為代表的畫家群體，在承繼「揚州八怪」個性鮮明基因的同時，又於時代劇變中調整創作方式，在寫意與寫實間尋求平衡，展現出揚州文人畫的延續與嬗變。由於商業環境的影響，致使藝術家們在文人雅趣與市民需求間尋求平衡，大量畫家的構圖更趨於簡率，用色愈加明快，題材上更增加了世俗吉祥元素，體現出文人意趣與市民審美的交融，折射出藝術商品化對創作的滲透。
作為「揚州八怪」之一羅聘之子，羅允紹的藝術或許最能體現揚州地區繪畫自清代中期到後期的延續性。羅允紹（1759〜1822後），字介人、介堂、梅癡，號鐵硯。江蘇揚州人，祖籍安徽歙縣。善畫梅，與弟允纘，善守家法而有所變化。羅允紹一家─父羅聘、母方婉儀、弟允瓚、妹芳淑均擅畫梅，人稱「羅家梅派」。羅允紹〈驛路香迎圖〉數枝梅花從畫面右上傾瀉而下，繁枝密花，充滿生機。構圖雖繁密然疏密有致，密而不塞，清氣畢現。羅聘在嘉慶元年（1796）八月曾繪製過一幅同名〈驛路香迎圖〉，與此圖稍異，但同樣為倒懸墨梅。允紹畫梅師承其父羅聘，羅聘上溯金農、元代王冕、宋揚無咎。允紹繼承家法、遠宗先賢而又有所變化。宋代揚無咎善畫野梅，允紹所繪此倒懸梅清高勁拔、單純樸素，不染世間煙塵，亦為野梅。構圖與揚無咎繁花密蕊一致，但梅花的畫法變揚氏「筆分三趯攢成瓣」（以三筆頓挫而畫成花瓣）以及王冕「一筆二頓挫」的圈花之法為一筆圈花，以線圈勾花瓣，用筆圓潤。羅允紹的傳世畫作很少，此作既延續金農、王冕的文人傳統，又融入市民文化對自然生機的審美需求，為其少見之精品。
乾嘉道時期活躍於揚州畫壇的書畫家，以「邗上五朱」—朱鶴年、朱文新、朱本、朱齡、朱沆五人為代表。朱本（1761〜1819），字素人，號溉夫，自署竹西，江蘇甘泉（今揚州）人。寓居北京，性孤傲，不諧於俗。畫路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詩書皆擅。上承「揚州八怪」，下啟「海派」，畫風多樣，與其兄文新、泰州朱鶴年並稱「長安三朱」。朱本〈龍孫拔石圖〉繪竹子和薔薇（一說刺梅）等，皆用「沒骨法」而不用墨筆勾勒，直接用色暈染，可見「惲派」花鳥畫的影響。自題：「龍孫拔石圖，師徐崇嗣」，「龍孫」在這裡指新竹，也為筍的別稱。新竹和薔薇科植物用筆清新秀逸，色調高雅清潤，無甜熟氣；石頭筆墨清雋，點色幽澹，神采欲流。朱本畫風多變，此為其一格。〈端午圖〉以蜀葵、石榴、桃杏等節令植物入畫，既呼應端午驅邪習俗，又暗含「壽、福、康」的吉祥寓意。體現了文人畫與民俗意象的融合。
活躍時間稍後於「邗上五朱」的是「揚州十小」─王小梅、閔小白、史小硯、卜小泉、翁小海、李小淮、巫小咸、徐小谷、魏小眠、吳小道。他們畫風各異，各有所長，但也有共同之處：師法自然與師承古法的統一，寫意與寫實並重。代表人物當數王小梅。王素（1794〜1877），字小梅，晚號遜之，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幼年師從鮑芥田，又多臨華嵒，人物、花鳥、走獸、蟲魚皆有妙筆。仕女姿態雅逸，敷色清麗；花鳥魚蟲超俗絕塵，筆勢靈動，色彩俏麗。〈歲寒清供圖〉描繪瓶中梅花凌寒綻放，南天竹紅果纍纍，二者相映成趣，寓意著高潔、堅韌與長壽。